非人格化：犯罪实施与犯罪控制/姚建龙法律论文网

人，一个父亲、母亲、妻子、兄弟、姐妹的角色，那么对犯罪人的管理尤其是惩戒在具体执行中将会变得困难起来。如果把国家视为一个拟制的人，它也遵循其固有的“良心与道德”，而犯罪控制难免对犯罪人造成“伤害”，那么对这一点的理解似乎要容易些。拓展到侦、控、审等刑事司法的全过程，也是如此。譬如，在犯罪侦察阶段，人们常常把侦察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比作猎人与狐狸，侦察人员也常常是以猎人自居。在公诉阶段，检察官习惯于用“没有人性”、“发泄兽欲”之类的词语来说服法官与群众犯罪嫌疑人是有罪的。在判决书中类似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词句亦很常见。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是刑罚的两大功能。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是指对犯罪人以外的其他人所可能产生的积极社会作用。一般预防功能的实现过程，事实上把犯罪人当作了实现社会目的的手段，是一个对犯罪人人格的贬低甚至抹杀的过程。
国家在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技巧应用的程度，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自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以来，犯罪现象就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对犯罪的打击与控制也成为国家的主要责任之一。个人一旦实施了犯罪行为就在某种程度上滑向国家的对立面，成为国家在犯罪控制中追诉的对象——犯罪人。考察人类犯罪控制史，国家对待犯罪人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对犯罪人人格的彻底否认到逐渐承认与尊重的发展过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家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达到顶点，犯罪人一旦进入国家司法的领域，其人格基本上就是被否定的，基本上无所谓权利可言，人不在是人。刑讯制度、株连制度、残酷的刑罚制度等，几乎完全把犯罪人变成了国家在控制犯罪中的客体。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权利逐渐得到重视。各国在犯罪控制中普遍提倡重视和尊重犯罪人的人格，在司法制度的设计上也不再贬低或抹杀犯罪人的人格，刑讯、残酷的肉刑等有辱犯罪人人格的制度纷纷被废除。国家对犯罪的控制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程度逐渐降低的历史。国家在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非人格化技巧的运用程度，不但反映了人类文明程度的发展进步，也体现了国家控制犯罪能力的提高和手段措施的发展与进步。在古代与近代社会，国家控制犯罪的手段非常单一，刑罚是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手段。以单一的刑罚手段对付变化无穷的犯罪现象，难免显得力不从心，国家只能在刑罚的严厉性上做文章。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彻底地非人格化，也就当然的不可避免了。
今天，在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无论是在现行制度还是制度的落实上都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譬如，虽然我国已经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规定“任何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但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仍是在我国广泛遵循的刑事政策，刑事诉讼法里也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必须如实回答”，沉默权依然只是一个追逐中的梦想。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违背人是主体性原则、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和权利，是对人的基本人格尊严的否定，是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再如前文所提到笔者在劳教戒毒所的经历，笔者虽然不敢断言这种做法的普遍性，但其存在至少也是较为常见的。还有现行刑事诉讼浓厚的纠问式色彩，等等。
社会公众，主要通过舆论的作用，是一股难以估量的强大力量，它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是巨大而无可替代的。社会舆论对实施某一类犯罪的犯罪人否定评价的高压态势足以使潜在犯罪人望而却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恩?罗伯逊这样评价社会公众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当社会使盗贼或卖淫者声名狼藉时，这比惩罚他们还厉害”[4]（P242）社会舆论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正是通过对犯罪人的否定评价来实现的。这种否定评价起到了一种对犯罪人的非正式制裁作用，它往往比正式制裁在犯罪控制中更为有效，在对犯罪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实际后果上也更为严厉。遭受刑罚制裁的罪犯，真正感受到的痛苦也往往不是刑罚本身的严厉性所带来的，而是社会公众因其刑罚生涯而给予的歧视与冷嘲热讽。
社会公众对犯罪人的否定评价，也包含了一个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过程。主流社会舆论习惯于用没有人性、禽兽不如、发泄兽欲、色狼、冷血动物、精神变态等词汇描述犯罪人，公众投向犯罪人的目光，有如打量禽兽。特别是对待那些传统的针对人身的暴力犯罪人，如强奸犯、杀人犯。社会公众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可以说是以牺牲犯罪人的人格为代价的。它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虽然能起到遏制犯罪的作用，但常常是非理性的，容易走向极端。社会舆论习惯于用要么是人要么是禽兽的两极思维，看待犯罪现象；而且犯罪人“一次禽兽，则终身禽兽”，这种惯性思维很难逆转。
三、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
（一）潜在被害人的自我保护——主要以强奸犯罪为视角
在关于如何预防被强奸的论述中，有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潜在被害人如何成功防止被强奸的典型案例：一个曾经强奸过6名妇女的男子供认，他在进攻第7位妇女时被对方“吓住了”。当时，他在地铁车站盯上了这位妇女，在一个偏僻的小车站，他跟着她下了车，并且准备伺机实施强奸。他紧跟着她。突然，这名妇女转过身来对他提出请求，说是夜深人静，单身一个人赶路不安全，请他陪送她回家。于是，这个原想作案的歹徒将女方送到家门口，而没有采取行动。事后，他说，他原来是想对她实施强奸的，但由于这个女人的举止行为，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以色列学者查佩尔和詹姆斯对50名性犯罪者进行了交谈，他们向强奸犯提出了两个问题：（1）“她做了什么使你停止了犯罪？”（2）“什么使你不想强奸？”关于答案的分析证明，当强奸犯与被害人建立起一种私人关系时，就不会再去实施强奸行为。调查样本中有75%的性犯罪者回答说，当被害人设法引起他们的注意，当她说把他们看作一个人时，此时他们就不会去实施强奸。对第二个问题，70%的人回答说当他们以人的态度来对待被害人时，就不想强奸她。例如，如果她告诉他们她的难处，说如果这样她的生活就毁了，或者恳求他们同情心的理解，强奸就不会发生。因此，直接的结论是，当一名妇女发觉自己处于被强奸威胁的情境时，通过唤起强奸犯对于她的感情，或者，换言之，通过她的行为，使强奸犯不能完成将她非人格化的过程，那么她就有可能防止强奸的发生。这个结论符合这一基本假设，即在行为过程中，如果被害人对于强奸犯是有意义的，那么，强奸犯就会对被害人产生某些形式的感情。这样，如果在强奸犯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中，被害人只是一种客体或象征，作为人的被害人对于强奸犯竟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强奸犯就不可能对被害人产生某种感情。如果被害人对于强奸犯来

说是个人（非人格化过程未能实现），将会发生如下两中情况：强奸没有发生，强奸犯（没有实施强奸行为）与被害人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 [1]（P234）
潜在被害人，在处于遭受犯罪侵害的危险情境时，应予重视的避免犯罪侵害的方法是，试图唤起犯罪人的道德、良心，至少应把犯罪人当成人来看待，而不是一条疯狗，阻却犯罪人对自己的非人格化过程。这种主张表面看来似乎有点象是向狼摇尾企怜，也容易被视为荒唐而且对于防止遇害毫无裨益。我们的确应该提倡与犯罪人做坚决的斗争，但是，潜在被害人相对于犯罪人而言往往处于绝对的弱者地位，当他们已经处于无可选择的地步——反抗无济于事时，任何一种阻却犯罪人的非人格化的做法都不但不应该受到谴责，反而应该得到提倡。事实上在许多强奸案例中，被害人不策略地象对色狼一样的拼死反抗，换来的却是犯罪人变本加厉的侵害，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提倡潜在被害人做阻却犯罪人对自己的非人格化，是与对犯罪人的曲意逢迎、忍气吞声等消极做法有严格区别的。本质上，这是一种积极、智慧地防止犯罪侵害的做法。前文提到的案例中，如果当时那名妇女不是唤起了那名试图强奸她的男子的人性，而是把他当作色狼看待，那么其结果将是可想而知。
阻却犯罪人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过程，不但可以预防潜在被害人遇害，有些已经发生的犯罪还可能会发生良性转化，被害人的被害不良影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甚至会达成谅解，产生真感情。譬如，强奸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产生真感情，互相爱恋以至结婚的情况并不罕见。这种转变使犯罪行为与危害后果的性质发生了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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