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侵权案件的地域管辖

侵权案件更是如此。(9)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
这一管辖理论的立足点主要有二：其一，网络侵权的侵权行为地难以确定；其二，将网络行为直接解释进已有规则将造成过多的管辖冲突。其结论是应以被告国籍或住所及可执行标的所在地确定网络侵权行为的地域管辖。以下分别加以考察。
第一，该理论的立论基础并不充分。虽然在网络空间认定侵权行为地比较困难，但绝非意味着人们将对此无能为力。直接将传统侵权行为地的识别标准运用到网络侵权案件的管辖中，确实可能会造成司法管辖的冲突，但是问题似乎也可以通过改造和发展侵权行为地理论、重新确定侵权行为地的识别标准而解决，侵权行为地管辖原则并未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放弃侵权行为地管辖，既不符合人们长期以来的管辖观念，也抹杀了侵权行为案件与一般诉讼案件的差别，是否科学、合理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二，该理论所提倡的被告国籍、住所地及可执行标的所在地是否应当作为网络侵权案件管辖地确定的连结因素，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连结因素，仍是个问题。
笔者认为，被告的国籍不应作为确定网络侵权地域管辖的连结因素。理由如下：1、以国籍为连结因素的“法国模型”，(10)因缺乏对内外国当事人的平等保护而早已被多数国家摒弃。2、网络具有不确定性，国籍作为连结因素，其与管辖法域的联系比起网址、居所、侵权行为地等因素与管辖法域的联系还要弱得多。除了身份上的隶属关系之外，一个网络侵权案还应当与法院地具有实质上的某种关联  。3、由于缺乏对外国当事人的平等保护，根据“国籍管辖”确定的法院的判决很难得到外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从而不能达到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的目标。
被告住所地虽然是普遍认同的侵权管辖的基础，但是由于前文已加以说明的困难，该管辖基础是否仍然应当占有象从前那样的地位值得重新考虑。至于可执行标的物的标准，则完全不利于保护国家的司法主权而不应当采纳。假设一个网络侵权人是外国人，其财产或其他可执行标的均在国外，但对我国公民、法人实施了侵权行为，我国法院以“可执行标的”在国外为由而放弃对本国公民、法人的司法保护，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3、技术优先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网络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一些大城市的网络发展明显快于其他地方，像我国的北京、上海和广东的一些地区，ISP、ICP集中，网络技术比较发达，有能力处理有关的技术问题，因此，应当由这些城市和地区的人民法院优先管辖网络侵权案件。(11)但是，正如很多学者认为的那样，该理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网络侵权案件的审理，提高办案质量，但从长远上看，不利于网络在各地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造成对部分案件当事人的损害，剥夺了网络技术相对落后地区法院的管辖权，有失公平和公正。(12)
4、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论。该理论认为，对于网络侵权案件，由于侵权行为地难以确定，所以不宜也不能按照侵权行为地原则决定对案件的管辖权。而且，以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虽然可行却不合理。因为，在网络侵权案件中，被告往往与原告相距甚远，如果生硬地适用“原告就被告”的原则，将给受害人寻求司法救济制造障碍，不利于保护受害者的正当权益。因此，对网络侵权纠纷，应当且只能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13)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比较充分的意识到“原就被”原则的困境以及网络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地的不确定性特征，相对其他管辖理论，合理性更大一些，但是仅以原告所在地为确定网络侵权案件地域管辖的连结因素，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不过总体上来讲，这一理论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5、“最低限度联系”理论。该理论是美国法院“长臂管辖权”理论中的基本理论。根据“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如果一州与诉讼所及的事务有“最低限度联系”，则该州可以对位于该州边界以的人和组织行使管辖权。在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于“最低限度联系”有不同的理解，即“最低联系原则”、“有意接受原则”和“营业活动原则”。该理论本质上是扩张的域外管辖权。(14)笔者认为该理论不应支持，但有可资借鉴之处。现结合有关案例进行分析。
在1996年的Maritz,Inc.V.Cybergold,Inc.案(案例1)中，原告是密苏里州的一家公司，被告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被告在加州拥有一个网址，并在其网址上创建了一个邮递列表，使访问该网址的用户可以通过该邮递列表收到公司服务的信息。原告于1996年4月向密州东区法院起诉，控告被告公司侵犯其商标权及进行不正当竞争。被告提出了管辖异议，认为密州法院无权管辖，但密州法院裁决对此案有管辖权。法院认为，被告网址的特性并非是被动的，因为用户可以通过邮递列表收到来自被告公司的信息。这种情况符合美国关于被告和法院所在州间“最低限度接触”的原则，密州法院有权管辖。(15)在Cybersell,Inc.  V.Cybersell,Inc.案(案例2)中，原告是亚利桑那州的一家公司，被告是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公司，两公司的名称中都有“网络销售(Cybersell)”的字样。被告创建了一个网页，其中包含“网络销售”(Cybersell)的标识，一个本地的电话号码，一个发送电子邮件的邀请函以及一个超文本链接(用户能通过此链接介绍自己的情况)。原告向亚利桑那州地区法院起诉被告侵犯其商标权。地区法院以管辖权不充分为由驳回此案，联邦上诉法院第9巡回法庭维持了该裁决。法院认为，被告在亚利桑那州通过网络并没有任何的商业行为，被告在亚利桑那州没有“有意图地”谋求该州的利益和希望受该州法律的保护。法院最后总结说，“简单地将别人的商标作为域名并放置在网络上，就判定该人的居住地法院有管辖权，这种说法是缺乏依据的”。原告需要证明被告有意图地将他的行为指向诉讼管辖地。(16)这两个案例，充分反映了美国法院的“最低联系原则的”的发展轨迹：案例1的观点认为被动的网址不能作为确定管辖的基础，但“交互性”的网址可以构成“最低联系”；案例2认为除了网址之外，还应当具有“有意图地”即“有意接受”才能构成“最低联系”。除了上述两个观点之外，营业活动原则是美国法院在适用“长臂管辖权”时确定“最低联系”的又一标准原则。在Codt  V.  Ward一案(案例

3)中，康涅狄格州法院就适用了这一原则，认为被告通过电话、E-MAIL和聊天室，采用虚假陈述的手段诱导了原告购买股票，构成了与康州的“最低联系”。(17)。
笔者认为，无论是“交互性网址”还是“有意利用”，司法实践证明，美国的“最低限度联系原则”标准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自由裁量权，不同的法官对于案件的理解不同，导致的结果也可能大不相同。因此，这两种观点，都不应加以推广，尤其在我国部分法官的法律素养、司法良心尚有待提高的情况下，更不应当接纳这一观点。另外，美国在网络侵权司法实践中的“最低限度联系”是一种“接触的管辖权”，这种虚拟的联系有别于现实的联系，使网络使用者可能时时受制于其从未接触的区域的管辖而导致过重的负担。而案例3中的“营业活动原则”，则实际上接近于传统侵权，网络因素所占比例已不那么明显。因此，笔者认为，“最低限度联系”理论仍不足以成为独立的网络侵权管辖原则。但是，笔者认为，该理论中的  “有意接受”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此，在确定侵权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地时，或可借鉴。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述。
6、服务器所在地法院管辖论。该理论认为，服务器位置所在地相对稳定，其稳定性比网址更高；服务器位置所在地与管辖区域之间的关联度体现在“服务器”所在地是一种物理位置，与虚拟的“网址”相比，其关联度更高。因此，服务器类似于“居所”，由服务器所在法院管辖网络侵权纠纷案件，与传统的管辖权原则更容易融合。(18)  
笔者认为，基于网络的虚拟性，受侵害人直观意识范围内，根本无法确定对方的服务器所在地究竟位于何处，确定起诉法院存在技术上的困难。比如，一个中国网站的服务器完全可能位于美国、英国或者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上，而且很多网站拥有不止一个服务器，而这些服务器很可能位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一个诉讼案件中，要求原告具备网络技术人员的才能，是不切实际的。一个网络侵权行为的过程，又可能涉及不同的IAP和ICP服务器，因此服务器并不具有唯一性，从而有别于传统的居所。作为侵权的结果，比如一篇诽谤文章，可能被通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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