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的内涵及其法律特征
亲属关系则是其次的，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也符合西方国家民族的观点和文化，但把曾经有过共同生活经历的人，如前配偶、前同居者作为家庭暴力的主体，却无必要。新西兰甚至把同性恋者也纳入家庭暴力的主体，该国有学者认为这项规定表明家庭法吸纳了1993人权立法的变化。（注：Bill Atkin:"Dealing with Family Violence:Family Law in New Zealand 1995"in Bainhamed.The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Law 1995,The Netherlands,pp.386、385。）但笔者认为，家庭暴力主体的界定有很强的民族性，外国法对家庭暴力主体的宽泛规定是不适合我国人民的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的。需要指出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家庭暴力主要是男性对女性实施的暴力，但也不排除女性对男性的施暴；主要是配偶之间发生的暴力，但也不排除父母子女等其他亲属之间发生的暴力。
其次，上述法律规定和观点均不同程度地阐释了家庭暴力侵害的具体对象。外国法的规定和观点包括对身体、性、心理或情感的伤害。综合我国学者的观点，基本可以将其归纳为身体、性和精神。“心理”、“情感”、“精神”，虽然用语不同，但实质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因此，可以说中外在家庭暴力侵害的具体对象上基本达成了一致。这也符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第2条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理解所指出的“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虽然中外学者在家庭暴力侵害的具体对象的外延上基本达成了一致，但是，这里还涉及如何界定其内涵的问题，特别是对“心理、精神”或“情感”的界定。笔者认为，由于心理伤害、精神伤害或者情感伤害不如身体伤害和性伤害那么客观、那么容易认定，因此对其应作限制性的解释。如上所述，新西兰1995家庭暴力法案未对“心理伤害”作限制性的解释，因此，引伸出恐吓、骚扰、威胁、勾引、不断地打电话、羞辱受害人，甚至损害财产等都是心理伤害的例子。正如新西兰学者Bill Atkin所指出的：“像这样阐释家庭暴力的含义，国会可能会招致某些行为事实上不符合其含义的争论，特别是当原告是心理疾病患者时。对心理伤害的解释可能会更易于被告提起反诉。令人担心的是新的制度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争议。”（注：Bill Atkin:"Dealing with Family Violence:Family Law in New Zealand 1995"in Bainhamed.The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Law 1995,The Netherlands,pp.386、385。）笔者认为，如果像新西兰法那样对“心理伤害”不作限制性的解释，从而把恐吓、骚扰等认定为心理伤害，或者像英国学者那样把“纠缠、唠叨、打骚扰电话”认定为家庭暴力的形式，那么，恐怕没有“暴力”的家庭就不太多了吧？笔者认为，如果对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的身体、性，特别是精神或心理的伤害作扩大化的解释，就会产生经济学上的外部性问题，就会影响婚姻家庭的稳定，带来负的效应。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家庭成员之间动手打人的行为，甚至语言上、态度上的不恭视为暴力行为。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家庭暴力片面地理解为均“须具备手段的残酷性、情节的恶劣性、后果的严重性、时间的连续性、动机的报复性”。如果这样，就会使家庭成员间发生的轻微的殴打伤害等行为得不到法律的禁止和保护。因此，笔者赞同可按家庭暴力的危害程度将其划分为重大暴力和一般暴力的观点。因此，笔者认为，在概括其内涵时，外国法使用的“伤害”一词，比我国学者所使用的“强暴行为”更科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对家庭暴力作如下定义：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侵害对方身体、性、和精神的伤害行为。家庭暴力有如下法律特征：
第一，家庭暴力的主体是家庭成员。家庭成员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内的亲属，一般说来具有亲属关系和共同生活两个特征，如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
第二，家庭暴力侵害的客体是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身体权是家庭成员维护其身体完整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其中包括性权利。健康权是家庭成员维持其人体各种生理机能的正常运转，不受生理和心理侵害的权利。生命权是以家庭成员的生命安全的利益为内容的权利。自由权是家庭成员在法律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进行行动和思维，不受约束、控制或妨碍的权利。
第三，家庭暴力的实施者主观上须具有故意。由于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家庭暴力仅以故意为条件。
第四，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应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段残酷、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重大暴力，触犯刑法的，应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发生的一般的伤害行为，应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处罚。构成民法上侵权行为要件的，还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上述行为主要指有形的行为，也包括无形的严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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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上述法律规定和观点均不同程度地阐释了家庭暴力侵害的具体对象。外国法的规定和观点包括对身体、性、心理或情感的伤害。综合我国学者的观点，基本可以将其归纳为身体、性和精神。“心理”、“情感”、“精神”，虽然用语不同，但实质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因此，可以说中外在家庭暴力侵害的具体对象上基本达成了一致。这也符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第2条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理解所指出的“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虽然中外学者在家庭暴力侵害的具体对象的外延上基本达成了一致，但是，这里还涉及如何界定其内涵的问题，特别是对“心理、精神”或“情感”的界定。笔者认为，由于心理伤害、精神伤害或者情感伤害不如身体伤害和性伤害那么客观、那么容易认定，因此对其应作限制性的解释。如上所述，新西兰1995家庭暴力法案未对“心理伤害”作限制性的解释，因此，引伸出恐吓、骚扰、威胁、勾引、不断地打电话、羞辱受害人，甚至损害财产等都是心理伤害的例子。正如新西兰学者Bill Atkin所指出的：“像这样阐释家庭暴力的含义，国会可能会招致某些行为事实上不符合其含义的争论，特别是当原告是心理疾病患者时。对心理伤害的解释可能会更易于被告提起反诉。令人担心的是新的制度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争议。”（注：Bill Atkin:"Dealing with Family Violence:Family Law in New Zealand 1995"in Bainhamed.The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Law 1995,The Netherlands,pp.386、385。）笔者认为，如果像新西兰法那样对“心理伤害”不作限制性的解释，从而把恐吓、骚扰等认定为心理伤害，或者像英国学者那样把“纠缠、唠叨、打骚扰电话”认定为家庭暴力的形式，那么，恐怕没有“暴力”的家庭就不太多了吧？笔者认为，如果对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的身体、性，特别是精神或心理的伤害作扩大化的解释，就会产生经济学上的外部性问题，就会影响婚姻家庭的稳定，带来负的效应。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家庭成员之间动手打人的行为，甚至语言上、态度上的不恭视为暴力行为。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家庭暴力片面地理解为均“须具备手段的残酷性、情节的恶劣性、后果的严重性、时间的连续性、动机的报复性”。如果这样，就会使家庭成员间发生的轻微的殴打伤害等行为得不到法律的禁止和保护。因此，笔者赞同可按家庭暴力的危害程度将其划分为重大暴力和一般暴力的观点。因此，笔者认为，在概括其内涵时，外国法使用的“伤害”一词，比我国学者所使用的“强暴行为”更科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对家庭暴力作如下定义：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侵害对方身体、性、和精神的伤害行为。家庭暴力有如下法律特征：
第一，家庭暴力的主体是家庭成员。家庭成员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内的亲属，一般说来具有亲属关系和共同生活两个特征，如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
第二，家庭暴力侵害的客体是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身体权是家庭成员维护其身体完整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其中包括性权利。健康权是家庭成员维持其人体各种生理机能的正常运转，不受生理和心理侵害的权利。生命权是以家庭成员的生命安全的利益为内容的权利。自由权是家庭成员在法律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进行行动和思维，不受约束、控制或妨碍的权利。
第三，家庭暴力的实施者主观上须具有故意。由于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家庭暴力仅以故意为条件。
第四，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应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段残酷、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重大暴力，触犯刑法的，应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发生的一般的伤害行为，应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处罚。构成民法上侵权行为要件的，还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上述行为主要指有形的行为，也包括无形的严重语言。
《家庭暴力的内涵及其法律特征(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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