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立法：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的法律保障

的依据，容易引起名誉权纠纷。有鉴于此，在道德立法的内容中，应明确授权新闻舆论部门对不道德行为进行曝光和抨击，允许采用真名实姓和真实地址，只要所报道的情况属实，没有捏造的成分，就不能认为构成侵犯名誉权。这样就能真正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以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不道德行为可耻的舆论氛围。
　　最后，道德立法应有针对性，切忌大而空。在进行立法时，要按照婚姻家庭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分类进行，每项立法的包容量切忌过于全，即立法内容应具体、细致，不能太笼统、太空洞，以便于执法机关在实践中能够有针对性地执行。这是因为不同地区，人的文明程度、文化层次存在差异，同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如城市与农村，人的道德观念及风俗习惯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这就决定了在进行道德立法时暂时还不应当实行全国的统一标准，统一要求，各地立法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合适本地的道德立法标准，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各地道德立法走向融合统一。
　　总之，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建设需要有法律上的保障，即道德立法。否则就会失去应有的力度。但是，正如任何事都有其二重性一样，道德立法也不是万能的。即它主要作用于社会个体行为的表面而难以影响他的动机。通过道德立法，固然可以维持层面的道德秩序，却不一定能培养出具有实事求是品性的人。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它对行为主体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一个公职人员拒贿仅仅是由于惧怕法律制裁，那么，在他认为可以逃避法律制裁的时候，就会照收不误。因此，我们对社会转型期道德立法后，在执法过程中其本身所存在的上述局限性，也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力求避免由此给道德建设带来的负面效应。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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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立法：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的法律保障(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