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立法：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的法律保障

　【内容提要】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建设，需要通过道德立法来保障，这是贯穿全文的中心论点。为此，笔者突破传统道德建设的理论思维模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现实道德生活的实际，对“道德立法的依据、范围及思路作了力所能及的探讨。
【关  键  词】社会转型/道德立法/范围/措施

　　一、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建设需要道德立法
　　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密不可分，同样地与法律相联系。但纵观进入社会转型期后的我国法制建设工作，大多数限于经济行为的规范，很少和道德建设相联系，而道德建设，如上所述，又偏重于思想意识规范的“软”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建设社会效果的不尽人意，就带有不可避免性。因为在社会转型期，人的道德观念最容易混乱，这可以说是一个规律。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较易形成一种普遍的精神信仰，而转型期的社会恰恰破坏了人的普遍的精神信仰，冲击了人们正常的信用关系以及行为选择的预期。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从经济到政治到思想的全方位转型，旧的信仰体系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与此相适应的新的信仰体系又尚未建立，导致目前的社会处在一个精神信仰较为混乱的价值失范阶段。社会转型是一个过程，同样，新的信仰体系的确立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如果对有些人经常出现的严重的缺德行为或由于无德而引发的无序行为不给予及时、有力的制裁，这只能加大居心不良者投机冒险的侥幸心理，变本加厉地违法损德，从而偏离舆论的走向和价值取向，使这些人的行为更加无度，形成恶性循环，给转型期社会的稳定带来威胁。实践证明，当有些人不能选择正确的价值方向，尤其是不能将自己的行为控制在道德所允许的范围时，法律的规范和强制作用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类行为的主体对非强制性的说教这一“批判的武器”自然是“充耳不闻”，而诉诸强制性的制裁这一“武器的批判”则能迫使其不敢擅自为恶。因此，要发挥社会转型期道德的规范和强制作用，就必须进行道德立法。所谓道德立法，也就是指国家的立法部门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为社会所必需的道德规范上升为具有国家意志性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其目的是促使社会成员更好地道德规范，以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它作为加强“硬”件建设的一项具体措施，是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的必然要求。
　　道德立法为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建设所需要，不仅表现在如上所述，而且还表现为在这一时期社会个体道德生长的外部动力上。人，既是道德建设的主体，也是道德建设的客体。诚然，人的意识自觉、意志自由是人类的尊严和骄傲之所在，但无数经验事实还是证明这一点，人的自由和自觉并不是绝对的，在统计数字上，绝大多数人仍然难以超越人自然本性和种族遗传所决定的种种需要。如吃、穿、行、性的需要；交往的需要；自尊、他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显然，个体的人只有先设法获得这些需要的满足，然后才谈得上生存和发展。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期，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的上述需要，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强烈和迫切。但是，作为道德的基础却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它体现的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要求而非社会个体的特殊愿望，它具有超越社会个体普遍性和相对独立性，它所体现的共同利益与社会个体的直接的、具体的个人利益相比，表现出间接性、抽象性以及由此而产生虚幻和异己的性质。这就决定了道德社会对个体来说，具有外在的他律性。而“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①唯有达到自律，即在社会道德转化成为社会个体道德，成为个体道德的需要时，道德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
　　但是，人的道德自律精神不是天赋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它不仅需要一定的经历、体验、知识作基础，而且需要相当程度的理性思维能力和自我意识为前提。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无论何时也无法使人人都同时具有自律精神。未完成社会化过程的青少年且不说，就是成年人，若是他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不健全，或与社会道德规范有偏差，也同样不会自觉地尊重社会道德。因此，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个体道德的内化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对那些严重缺乏道德自律人给予法律制裁，正是使他这一内化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这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或推测，而是被无数的心理学实验所反复证明的事实。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道德判断的形成，起初是出于对“制定”道德律令的成人权威的敬畏才遵守道规范的，而成人权威的树立，责罚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具体地说，儿童之愿意坚守道德，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种种不快的责罚，包括免受皮肉之苦。这就告诉我们，儿童的道德成长过程是由道德他律到道德自律的转化过程。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责罚是其必不可少的动力条件。事实上，儿童与成人的年龄差别不应成为否定上述结论在成人道德建设中具有同样适用性的理由。因为道德的生长并不是年龄增长的函数，而是基于利益需要和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体利益的差异和矛盾，而这些都是永远存在的。社会转型期个体的道德生长并非是随着年龄的自然增长而到某一特定阶段便告结束，否则，我们只好得出每一个成人都已达到至善的谬论。成人仍有一个道德生长的继续过程，这一过程仍表现为由他律到自律的发展趋势。既然如此，那么，在这一继续内化的过程中，就仍离不开以利益为基础的法律制裁。“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利益的动机是社会个体行为背后的根本动因。而社会转型期的道德立法，正是在行为主体因其不道德行为或恶劣的品质在受到国家执法部门的制裁时，它作为一种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行为主体在以后的道德生活中，不得不慎重考虑自己所选择的行为及其由此产生的后果，并基于这一物质和精神利益得失的考虑而改邪归正、弃恶从善。同时，也对那些处在道德素质较差层次的人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从而使其觉得“……无美德是痛苦的”。③实践证明，对严重失德的人，社会应该使其体验到不幸。如果恶人和恶行得不到应有的制裁，恶行就会因缺乏约束而横行无忌，这已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总之，社会转型期人的内心信念的确立、自律意识的形成、道德义务的笃行、道德习惯的养成，需要一定的道德上的强制性。在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在人们的规范意识普遍还比较缺乏的时期尤其如此。只有当人们具备道德自觉的能力时，道德规范才会对人们行为有普遍的约束力，道德立法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要加速社会转型期社会个体道德生长的外部动力，达到道德建设的理想目的，就必须走道德立法的路子。
　　纵观古今中外道德文明发展的历史，通过道德立法来提高人们遵循道德规范的自觉性，已经成为各国加强道德建设的一种主要手段。堪称“亚洲花园”之国新加坡，在道德建设上一条成功经验，便是道德立法。新加坡有这样的法规，随地吐一口痰罚款200新元，随地扔一个烟头罚款1000新元，公共厕所便后不冲水，也要罚款1000新元，甚至更多。对于不文明或破坏文明的行为，轻则罚款，重则起诉，法庭很快依法作出判决，加以执行。严密的道德立法和严格

的执法使新加坡的道德建设有了强大的后盾和有力的保证，不仅形成了具有较高水平的法治环境，也大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进程。
　　从欧美一些国家来看，美国的国会是其立法机构，国会下属机构中就设有“道德立法委员会”，并有“道德法”规范人们的行为。美国法律早已把某些人“不救助危难”、“不报告危难”的行为，定为轻罪。法国在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更为严格，法国刑法典规定，任何人对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采取个人行为，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朗罚金；德国法律把法定或约定养护义务的人遗弃无自救力的人，定为遗弃罪，通常称“无义务遗弃罪”；瑞士、波兰、挪威的法律都规定，不为他人伸张正义者，均要被处监禁或罚金。这些国家不仅法律有明确规定，而且实施也很严厉，只要有上述行为，不依其最后实际损害后果为犯罪后果，而以可能造成的后果为犯罪后果，并将此类案件作为公诉案件提起。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通过道德立法来强制推行道德规范实施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有的甚至将它推向极致。如“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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