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是什么?

不平等也好，都没有很好解释性骚扰侵犯了公民什么权利这个根本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性骚扰现象和种类繁多的性骚扰行为，很多国家都在以打补丁方式不断修订法律，或者以新的判例不断完善性骚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我们性骚扰方面的立法还没有起步，我们的法律也限制了我们不可能以判例形式去扩大性骚扰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因而我们在立法之前就应有前瞻性，应该在研究清楚性骚扰现象本质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惩治性骚扰行为。
性骚扰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在人格权的诸多内容中，人格尊严权应该说是一项最基本的权利。性骚扰现象的本质就是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尊严权。从这一理论高度看待性骚扰，法律保护的不仅仅是女性而是全体公民，对哪些性骚扰，哪怕是轻微的性骚扰也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法律关注性骚扰，会促使社会形成一种尊重女性、尊重他人格权的良好氛围，有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更重要的是，通过确立人格尊严权，不断可以丰富我国人格权的内容，而且体现国家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和保护，对西方国家污蔑中国人权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击。以人格尊严权为基石，构筑有中国特色的反性骚扰法律体系
当今社会性骚扰现象是那样普遍而法律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于是反骚扰立法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陈癸尊代表曾在人大会议上提案制定一部《反性骚扰法》。《反性骚扰法》肯定不属于刑事法律，那它属于行政法规体系还是属于民事法律范畴？如果属于行政法规，它能规范所有的性骚扰行为吗？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性骚扰”的条款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怎样认定性骚扰行为的性质、怎样应对性骚扰案件中的取证难，如何对受害者进行赔偿这些性骚扰案件所面临的难题在一部偏重于对弱者进行保护的专门法规中很难找到答案，更不用说对以后出现的男性骚扰女性或者同性之间的性骚扰它无法解决。
任何一部法规的出台都应考虑本国的具体国情，都必须与现有的法律体系相配套。在对某一社会现象没有充分研究之前，不应草率地忙于立法，而应在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内寻找解决问题的依据。性骚扰现象给法律带来的难题是立案难、定性难、判断标准难、取证难、赔偿难，有解决这么多的难题，在法律上必须有合法的依据，在法理上必须有稳固的基石。
人格尊严权正是构筑我国反性骚扰法律体系的基石。
（一）、它是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标尺。
受本国传统习俗和礼仪的影响，不同国家的人对性的问题有不同的思维习惯和处理方式。西方人见面相互拥抱或贴面是一种礼仪，我国男女之间相互拥抱或者贴面就很有可能构成性骚扰。机械地认定哪些行为属于性骚扰，哪些行为不属于性骚扰在法律上行不通，法律具有规范性，它需要有判定某一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尺，这一标尺就是该行为是否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尊严权。西方人见面可以相互拥抱是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认为这种方式侵犯了自己的人格尊严，而我国一般男女之间拥抱会被视为非礼，是对自己人格尊严的极大冒犯。无故触摸女性身体无疑是一种性骚扰行为，但医生因检查身体的需要可能触摸女性身体甚至是隐私部位，这也属于性骚扰，因为女性并不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自己的仍尊严。
（二）、它为法院立案找到了案由。
起诉难是性骚扰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法院的门都进不了法律救济更是无从谈起，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0月30日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有三百种民事案件案由，其中并没有“性骚扰”这一说，与之最相近的恐怕只有第216项的侵犯名誉权。现有的三起影响较大的性骚扰案件都是以侵犯名誉权立案。但侵犯名誉权以侮辱、诽谤他人为主要手段，并且要造成毁损他人名誉的后果才会获得赔偿，这对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特点的性骚扰而言，就算进了法院的门打赢这样的官司是万分艰难。更不用说哪些无法证据自己名誉权受到损害的人连法院的门都进不了。法律明确规定了人格尊严权，性骚扰受害者就不会因为找不到案由进不了法院的门而发愁，法院也不会因无案由而难以立案而拒公民于法律保护之外。
（三）、它有利于法院依法判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法院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民事侵权要靠证据，侵权的性质不同，对证据的要求也不一样。一些特殊的民事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性骚扰侵权虽然不属于特殊的民事侵权，但如果将它定位于侵犯人格尊严权，在证据的要求上也应有它的特点，因为是否侵犯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属受害者主观范畴，从证据角度看，不能根据受害者的主观感受去认定他人是否侵权。性骚扰侵权是否成立有两个标准，一是骚扰者实施了与性有关的骚扰行为，二是受害者明确地对这些行为说过“不”，即受害者明确地表示不欢迎这种行为。即便骚扰者有某种场合受害人“同意”的证明，有他们之间平时关系很融洽的证明，也不应免除其骚扰行为所依法应承担的民事侵权责任。因为从人格权的特征来看，一时的同意不能构成以后随便侵犯他人人格的理由，平常两人关系好也不能成为侵犯他人人格尊严的免责条件。同时，侵犯人格尊严权引起的主要是精神损害，审理性骚扰侵权案件应弱化损害果证据，不能因为受害人没有拿出身体受到伤害的证据就不给予司法救济，对那些行为显著轻微没有造成损害的侵权行为，哪怕是判令侵权人赔礼道歉也表明了法律对其侵权行为予以否定的明确态度。
（四）、它为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
人格权损害主要表现为精神损害，人格尊严权更是如此。按照一般的民事侵权理论，要想获得损害赔偿，先得拿出受到损害的证据。物质损害的证据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找到，损害大小也容易确定。精神损害的程度如何证明呢？法院一般要看病历、医院收费单，如果受害者没有去医院，即便她终日泪流满面，即便她因别人的骚扰弄得家人误会夫妻反目，也可能因为拿不出损害证据无法得到赔偿，对那些遭受他人几年甚至十几年骚扰的受害人而言，她们可能终日甚至终生都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之中，会因性骚扰而背上恶名蒙受一生的不白之冤，这种痛苦和伤害难道是几张病历几张收费单所能证明了的？确立性骚扰是侵犯人格尊严权，就为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骚扰人实施骚扰行为的手段、方式、场合、次数、持续时间长短等，结合给受害人造成伤害的程度，法院就能判令骚扰人给予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而不是根据受害人提供的身体受损害的证据才判定其获得赔偿。
（五）、有利于应对性骚扰案件中出现的取证难
取证难是目前性骚扰案件在诉讼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鉴于性骚扰行为具有隐蔽性、突发性的特点，一些

人认为要取得性骚扰的证据几乎不可能，对性骚扰案件应看作特殊民事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从侵犯人格权角度看，要别人证明自己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尊严权，在法理上也说不过去。但受害人的确面临着举证不能的窘境，解决这一问题采用举证责任转移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更为妥当。
现有案例中西安首例性骚扰案最为典型。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她曾在领导的办公室大声叱喝过领导的性骚扰行为，外面也有人清楚地听到了这些话语，但法院认为证人没有进门，不能认定领导办公室里的人就是领导。领导办公室的门紧锁，员工能破门而入吗？如果法律针对性骚扰侵权的特点，采用证据转移规则，领导应证明当天那个时刻他绝对不在办公室，否则应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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