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的国家观

实践报告》中宣称，“买卖——这是资产阶级的制度，社会主义是不承认买卖的，它只承认直接的供应”，因此“应当把那些直接有关调整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一切关系，分为一个特别法典，而不应包括在民法中”。[10](P42—43)“纵横统一论”在苏联的代表人物B.B.拉普捷夫指出：“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的理论基础，就是横向的和纵向的经济关系的统一，就是所有这些关系中的计划组织因素和财产因素的结合。”前苏联学者并不回避这种理论与产品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相联系。B.K马穆托夫也指出：“不论是纵向关系，还是横向关系，都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方面的有计划的直接社会关系。”[10](P313)。
　　从经济法所依赖的现实基础看，主要是我国曾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管理模式。在改革前我国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中，国家垄断着包括物质财富、人们生存和发展机会(如就业机会)以及信息等所有重要资源，国家对社会生活实行严格而全面的控制。对任何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要么予以抑制，要么使之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形成的行政集权的经济体制，是从苏联学来的，同时又带有由自己历史传统形成的特点。中国历史上长时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有时也实行地方的封建割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有优势，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商品流通历来不发达。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中来。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着的决策权过分集中的管理方法，以及某些“官工”、“官商”、“官农”的经营方式，原则上人人占有生产资料，但实际上谁都不占有、谁都不负责的所有权虚置状态，使名义上的公有制成了实际上的国家所有制。这种涵盖一切的国有制经济要求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并以政治权力代替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正是这种传统体制催化了我国经济法理论的产生。
　　中国的体制改革作为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模式，基本特征就是在于改革走的是一条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从体制外围到体制内部的道路，其合理性在于避开矛盾并容易为社会各界所能承受。因此，旧体制的硬核部分——政治体制、特别是国家体制虽有一定的调整，却始终没有进行实质性的重组。我国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依赖原有的国家体制来推动。由五个三中全会文件赋予政治合法性，并由十五大继续加以肯定其方向路线的中国经济改革，从其起源来看就是政治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这一切都使经济法中过份强调国家作用的理论继续流行。
　　从经济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看，是一种不受限制的国家本位。就经济法学者而言，一般并不否认社会本位的说法，正相反，很多学者甚至将其视为自己的理论特色。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出现，至少在十个方面对传统法律、法学有所突破。其中就有一项重大突破是：“提出了在传统法学理论中从未提出的‘社会责任本位’和责、权、利、效益相统一”的原则。[11]然而需要研究的是经济法学者所说的“社会利益”究竞是什么含义?
　　在我国，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是：“社会有两个领域，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总和构成市民社会，普遍的公共利益的总和构成政治国家。公共利益表现为社会利益或国家利益。”[12](P253)这种看法由于只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可以称之为是利益的“二分法”。按照这种看法，社会利益只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也有的学者将社会利益称为“社会公共利益”，并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广大公民的利益。这里所指的‘广大’，一是指范围上的广大。这种‘广大’既有全国性的广大，又有地区性的广大，其外延取决于特定法律、法规的适用区域。二是指时间上的‘广大’。此种‘广大’既包括生活在地球上的当代人，也包括未来将生活于地球上的人们。”这样的理解虽然认为“社会公共利益”独立于“国家利益”但又认为两者并无明确界限：“就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有时很难找出它们的区别，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7](P827)在经济法学的著作中，如同经济法概念具有“模糊性”一样，“社会公共利益”也同样具有模糊性。仔细研究两个“广大”，可以看出“社会公共利益”是一种比国家利益更为宏观的内容。在这种空洞的“广大”表述中，社会利益混同于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又只能由国家来代表。我国过去那种以行政管理手段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赖以建立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把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进而认为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的实现，将导致社会局部劳动与社会整体劳动、社会局部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直接统一，个人利益被抽象于国家利益之中。这时国家和社会实际上是重合的，这种社会本位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本位”。从历史上看，当存在着国家、政府时，政府总是会来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所不同的是，在中世纪，人民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时，封建国家往往会将统治阶级的利益夸大为神的意志或人民的意志，这时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在经济活动中，这时的“国家本位”是将一切经济活动打上政治的烙印，实行管制经济。随着人民的力量逐步强大，虽仍不否认国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但这时的国家本位已转为一种“控权”、“限权”的思想。
　　我国经济法学理论强调的国家干预，“它所体现的只能是符合经济法要求的能够保证‘社会本位’实现的国家意志。”[7](P55、58)当行政法以“限权”与“控权”为核心，使得国家在行使行政权受到一定的限制时，经济法学理论将公共利益理解为极其宽泛内容，就可使国家的一部分职权，以遵循所谓“经济法要求”“社会本位”为名，摆脱行政法的限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任何一次成功的干预，它的最初形式可能是出于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最终它是以制定体现这种干预的经济法律来完成的。”[3]可见经济法理论归根到底是要给国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这里经济法学可以说是另辟捷径，以维护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使国家(政府)摆脱社会的监督。其实，这不过是通过“暗渡陈仓”的方式，使“国家本位”与“管制经济”联手。[9](P128—129)
　　总之，我国经济法理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具有独到之处，因为在中国这样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的大国，会出现众多变数，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作为“稳定阀”是不可能取得改革成功的。然而，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并仍要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前重国家、轻社会的模式已经改变，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已经开始形成，作为“后发国家”，在出现合同法、公司法、票据法等典型私法的同时，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环境法等社会法也诞生了。国家的退位使某些传统的“公域”一部分成为“私

域”，另一部分成为“社会领域”。这是一个“公法私法化”的过程。无视这种现实，而只将目光关注于政府行为，不能不说是经济法国家观中极其陈旧的一面。同时，经济法理论存在着另一致命的缺陷是，将中国改革进退全系于政府不受约束的行为之上，会形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深刻矛盾。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本身会构成经济市场化的障碍。现代化道路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过程，而制度创新包含着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三是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三个层面之间其实就是一种互动关系，某一方面的滞后，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公共选择学派认为个人不仅在经济市场上是自利的“经济人”，而且在政治市场上也是关注自身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15](P50—51)他们倾向于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寻租。政府亦是由受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的个人所利用的，在社会范围内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16]这种机制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之载体，从这个角度说，政府并不比其他机构更圣洁、更正确，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的缺陷一样严重。
　　三、新论：经济法国家观往哪里去
　　笔者认为，经济法理论的现代化首先是国家观的更新。目前经济法理论更新常常满足于一种概念更新，在国家职能的讨论上，过去比较热衷“密切联系”还是“管理协作”的表述，现在常常热衷于“规制”、“干涉”、“介入”、“调节”、“协调”、“调控”和“管理”等表述。有些学说与其说是观点上有区别，不如说是一种文字表达的差别。笔者认为，经济法理论只有从理论渊源、现实基础、本位思想方面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才有可能获得新生。就经济法的国家观而言，三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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