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逻辑（外一篇）
要结婚了。他的结论是“人不能孤独一生，抖抖颤颤的晚年、没有朋友、没有儿女的悲惨如在眼前，皱纹已经出来了”。
这一次，战无不胜的逻辑终于失败了。谁发明了逻辑
逻辑的发明，和能言善辩的人有关系。这些人有时候喜欢胡说八道，以显示自己的聪明。而发明逻辑的人比他们更聪明。
在中国春秋时代，有一个叫邓析的郑国人，专门帮人打官司，名气很大。有一次郑国发大水，淹死一个富人。尸体被人打捞上来以后，富人的家属前来认领。但打捞者的要价太高了，两家相持不下。死者家属就向邓析求教。邓析说：别理他。他不卖给你，卖给谁呢？于是，死者家属就按兵不动。结果打捞者着急了，也向邓析求救。邓析照样说：别理他。他不找你买，还找谁呢？
这位邓析就是名家的祖宗。据说他能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把坏的说成好的，好的说成坏的。而且好和坏根本没有标准，今天说是好的，明天又说不好了。总之，他是左说左有理，右说右有理，永远有理。郑国的宰相子产很心烦他，后来终于把他杀掉了。
在专制的华夏社会里，装愚守拙、沉默寡言，就不会祸从口出。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沉默是金，话少是银”。能言善辩的人往往有不可靠、不老实、夸海口的嫌疑。随便翻翻《论语》，孔子常常说：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等等，对花言巧语十分反感。就是这样的社会和传统氛围，使名家在中国历史里失踪了。
有一位华裔学者叫程星，是教育学博士，这二十年来在美国各类大学搞管理。2004年写了一本书《细读美国大学》，有理有据，生动有趣。在谈到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时，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美国不能‘侃’，无异于天生残疾”。美国中学教师替学生写推荐信，最糟糕的评语就是“该生平时不爱说话”。
因为美国教育注重课堂讨论和口头交流，以此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初来乍到的中国留学生，在这方面往往很吃亏。由于文化传统不同，以前是乖乖听老师讲，如今是老师、同学要听你说，站起来发言就需要勇敢。何况不是母语，害怕出丑。于是索性不发言。这样就不容易打开局面。程星说：“在这个文化里，寡言等于呆板，木讷近乎低能。”
逻辑的产生，必然与自由发言、能言善辩有关系。想当初，希腊人正在运用推理、研究悖论时，一群智者热热闹闹涌出来了。最初的智者不是本土正宗的希腊佬，他们大都来自希腊人在海外的殖民地。由于波斯人占领了他们的故乡，这些人只好逃到雅典。
据雅典人吹牛，在马拉松战役中，他们单独与波斯人交锋，打败了46个民族。面对强大的波斯，希腊只有雅典和斯巴达绝不投降。希波战争打了五十余年，希腊人终于胜利了。此时，雅典城邦年轻气盛，政治、经济和文化到处开花，在希腊鹤立鸡群，让斯巴达妒嫉，让智者向往。雅典的民主制度，在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顶峰。在这样的黄金时代，雅典人最需要什么，又最缺少什么呢？
西方有几种人的口才最好：政治家、牧师、律师和主持人等。其中，政治家的口才往往是一流的。民主政治其实就是辩论政治或者吵架政治。有心从政的人，必须以雄辩展览自己，抓住听众，打击政敌。
想当年智者两手空空逃到雅典，四顾茫然。突然发现，在人人都可以插嘴的政治里，雅典人最需要和最缺少的就是口才了。于是智者不用谦逊，就当了雅典人的老师。
那时候大智者普罗塔哥拉来到雅典，就是一个大明星。一清早，雅典贵族子弟来找苏格拉底，求他引见普罗塔哥拉。他们来到名门望族加尼亚家，看到普罗塔哥拉正顺着回廊漫步而谈，富有磁性的声音抓住了每一个人。从希腊各地来的追星族排成两队紧跟着他，后面还有一群散兵游勇。走到转角时，虔诚的听众小小心心让他继续领先，从不挡道，仍然保持两列队形，在他后面浩浩荡荡。
在加尼亚宽敞的家里，客厅还有一位智者躺在榻上讲课；院子里也有其他智者和听众。智者教雅典人“三艺”，就是三种说话本领。第一文法：怎样正确说话；第二修辞：怎样说话漂亮；第三辩证法：怎样说话雄辩。辩证法就是逻辑。这些演说术包括怎样用手势、声音等突然袭击，以此吓倒对方。
智者见多识广，离经叛道，以此启蒙了雅典人，让他们敢于怀疑一切，更加自信。不过作为教师的智者，有的是大师，有的就是教书匠。就像中国春秋时候的邓析，他们教学生不择手段，不守常识，反复无常，颠倒黑白，只要口头赢了就行，不管别人心中服不服。这不仅让一般雅典人反感，就是最智慧的哲学家，对他们也没好感。
例如苏格拉底，就不承认自己是智者。针对智者的诡辩，他发明了两套对话方法。一个是助产术，帮助青年人产生自己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逻辑学上普通定义的雏形。另一个是苏格拉底的反讽，针对自以为是的智者，用来揭露他们思想的自相矛盾。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方法接近归纳论证。苏格拉底的对话方法，至今仍是西方大学最常使用的教学方法之一。
柏拉图对智者更不客气，说他们是“出卖知识的娼妓”。在他的阿卡德米亚学园门口，写着“不懂几何学，请勿入内”。几何学严格有序的推理，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明逻辑学，打下了基础。
亚里士多德根本不承认智者是哲学家。他下定决心制定一套思考的规则和规律，不准智者胡说八道。据他宣称，在此之前，逻辑学还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这个说法大致正确。
尽管从自然哲学家开始，就有人运用推理，研究悖论；智者在教学和辩论时也涉及逻辑的很多问题；苏格拉底的讨论法和柏拉图的教学等等，也注意到逻辑的重要性；可是没有谁像亚里士多德这样，认真研究和总结了前人的所有经验教训，全面彻底地考察了逻辑学的每个角落。在亚里士多德的悉心照料下，伟大的逻辑学诞生了。他当然就是“逻辑学之父”。
我们知道，语言是有民族性的，可是思维具有全人类性。就像语法是语言的规矩，逻辑就是思维的规矩。不同的语言遵守不同的语法规则；可是全世界如今要科学思考，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和规律，都是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制定的。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以演绎推理为主要构架。他首先把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分开，让逻辑学只管形式，不管内容。所以他的逻辑学又被人们称为形式逻辑。然后他分别归纳出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各种不同形式，让它们遵守各自的规则。 《诗歌与逻辑（外一篇）(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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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战无不胜的逻辑终于失败了。谁发明了逻辑
逻辑的发明，和能言善辩的人有关系。这些人有时候喜欢胡说八道，以显示自己的聪明。而发明逻辑的人比他们更聪明。
在中国春秋时代，有一个叫邓析的郑国人，专门帮人打官司，名气很大。有一次郑国发大水，淹死一个富人。尸体被人打捞上来以后，富人的家属前来认领。但打捞者的要价太高了，两家相持不下。死者家属就向邓析求教。邓析说：别理他。他不卖给你，卖给谁呢？于是，死者家属就按兵不动。结果打捞者着急了，也向邓析求救。邓析照样说：别理他。他不找你买，还找谁呢？
这位邓析就是名家的祖宗。据说他能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把坏的说成好的，好的说成坏的。而且好和坏根本没有标准，今天说是好的，明天又说不好了。总之，他是左说左有理，右说右有理，永远有理。郑国的宰相子产很心烦他，后来终于把他杀掉了。
在专制的华夏社会里，装愚守拙、沉默寡言，就不会祸从口出。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沉默是金，话少是银”。能言善辩的人往往有不可靠、不老实、夸海口的嫌疑。随便翻翻《论语》，孔子常常说：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等等，对花言巧语十分反感。就是这样的社会和传统氛围，使名家在中国历史里失踪了。
有一位华裔学者叫程星，是教育学博士，这二十年来在美国各类大学搞管理。2004年写了一本书《细读美国大学》，有理有据，生动有趣。在谈到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时，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美国不能‘侃’，无异于天生残疾”。美国中学教师替学生写推荐信，最糟糕的评语就是“该生平时不爱说话”。
因为美国教育注重课堂讨论和口头交流，以此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初来乍到的中国留学生，在这方面往往很吃亏。由于文化传统不同，以前是乖乖听老师讲，如今是老师、同学要听你说，站起来发言就需要勇敢。何况不是母语，害怕出丑。于是索性不发言。这样就不容易打开局面。程星说：“在这个文化里，寡言等于呆板，木讷近乎低能。”
逻辑的产生，必然与自由发言、能言善辩有关系。想当初，希腊人正在运用推理、研究悖论时，一群智者热热闹闹涌出来了。最初的智者不是本土正宗的希腊佬，他们大都来自希腊人在海外的殖民地。由于波斯人占领了他们的故乡，这些人只好逃到雅典。
据雅典人吹牛，在马拉松战役中，他们单独与波斯人交锋，打败了46个民族。面对强大的波斯，希腊只有雅典和斯巴达绝不投降。希波战争打了五十余年，希腊人终于胜利了。此时，雅典城邦年轻气盛，政治、经济和文化到处开花，在希腊鹤立鸡群，让斯巴达妒嫉，让智者向往。雅典的民主制度，在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顶峰。在这样的黄金时代，雅典人最需要什么，又最缺少什么呢？
西方有几种人的口才最好：政治家、牧师、律师和主持人等。其中，政治家的口才往往是一流的。民主政治其实就是辩论政治或者吵架政治。有心从政的人，必须以雄辩展览自己，抓住听众，打击政敌。
想当年智者两手空空逃到雅典，四顾茫然。突然发现，在人人都可以插嘴的政治里，雅典人最需要和最缺少的就是口才了。于是智者不用谦逊，就当了雅典人的老师。
那时候大智者普罗塔哥拉来到雅典，就是一个大明星。一清早，雅典贵族子弟来找苏格拉底，求他引见普罗塔哥拉。他们来到名门望族加尼亚家，看到普罗塔哥拉正顺着回廊漫步而谈，富有磁性的声音抓住了每一个人。从希腊各地来的追星族排成两队紧跟着他，后面还有一群散兵游勇。走到转角时，虔诚的听众小小心心让他继续领先，从不挡道，仍然保持两列队形，在他后面浩浩荡荡。
在加尼亚宽敞的家里，客厅还有一位智者躺在榻上讲课；院子里也有其他智者和听众。智者教雅典人“三艺”，就是三种说话本领。第一文法：怎样正确说话；第二修辞：怎样说话漂亮；第三辩证法：怎样说话雄辩。辩证法就是逻辑。这些演说术包括怎样用手势、声音等突然袭击，以此吓倒对方。
智者见多识广，离经叛道，以此启蒙了雅典人，让他们敢于怀疑一切，更加自信。不过作为教师的智者，有的是大师，有的就是教书匠。就像中国春秋时候的邓析，他们教学生不择手段，不守常识，反复无常，颠倒黑白，只要口头赢了就行，不管别人心中服不服。这不仅让一般雅典人反感，就是最智慧的哲学家，对他们也没好感。
例如苏格拉底，就不承认自己是智者。针对智者的诡辩，他发明了两套对话方法。一个是助产术，帮助青年人产生自己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逻辑学上普通定义的雏形。另一个是苏格拉底的反讽，针对自以为是的智者，用来揭露他们思想的自相矛盾。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方法接近归纳论证。苏格拉底的对话方法，至今仍是西方大学最常使用的教学方法之一。
柏拉图对智者更不客气，说他们是“出卖知识的娼妓”。在他的阿卡德米亚学园门口，写着“不懂几何学，请勿入内”。几何学严格有序的推理，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明逻辑学，打下了基础。
亚里士多德根本不承认智者是哲学家。他下定决心制定一套思考的规则和规律，不准智者胡说八道。据他宣称，在此之前，逻辑学还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这个说法大致正确。
尽管从自然哲学家开始，就有人运用推理，研究悖论；智者在教学和辩论时也涉及逻辑的很多问题；苏格拉底的讨论法和柏拉图的教学等等，也注意到逻辑的重要性；可是没有谁像亚里士多德这样，认真研究和总结了前人的所有经验教训，全面彻底地考察了逻辑学的每个角落。在亚里士多德的悉心照料下，伟大的逻辑学诞生了。他当然就是“逻辑学之父”。
我们知道，语言是有民族性的，可是思维具有全人类性。就像语法是语言的规矩，逻辑就是思维的规矩。不同的语言遵守不同的语法规则；可是全世界如今要科学思考，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和规律，都是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制定的。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以演绎推理为主要构架。他首先把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分开，让逻辑学只管形式，不管内容。所以他的逻辑学又被人们称为形式逻辑。然后他分别归纳出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各种不同形式，让它们遵守各自的规则。 《诗歌与逻辑（外一篇）(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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