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的立法历程及其合法化探究

这不公平。应该让身患绝症的病人有选择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⑹基于这种思考，尊重人的趋死的合理选择，也就是维护人权。
实施安乐死存在坚实的道德基础。安乐死不是一个人在情绪冲击下的茫然行为，而是一个关涉道德、有充分理由的他灭性行为。死亡是一种必然，生存已失去了意义。严重的病情本身就是他怀疑生活意义的充分理由，病人选择安乐死，有效的维护了一种无价的价值。
在研究安乐死的合法形式时，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入“亚文化”和“主文化”两个概念.任何一国都存在“主文化”和“亚文化”，他们周延的代表了所有国民的价值观念。一个人亦或一些人的价值观念要么属于主文化，要么属于亚文化，不可能存在第三种倾向。因为社会大多数人总会产生一些共同的利益要求，沉淀成共同的善恶判断标准，从而造成在价值观念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文化群，基于主文化群的价值观念就会形成要求社会所有人必须接受的法律规范。而属于亚文化的价值观念相对于主流价值观念只能算是异类，它必须附和于主文化。据调查，上海对200位老人进行安乐死调查，赞成率为73%；北京市的500例问卷，赞成的有399人，占79.8%；河北职工医学院对保定市4001名工人、农民、干部和医务工作者进行调查，赞成安乐死的占61.59%⑺。
另外，在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化，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身患绝症、临近死期的患者，受到无比痛苦得折磨时，他真是生不如死，对于他实际上已失去了生活的原本意义，享受生活的真谛也无从谈起。这正好为安乐死的存在提供了精神支持。
四、安乐死的立法构想及结语
安乐死是一个涉及伦理、法律和医学等方面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当代社会，为制定政策和立法之目的，审视安乐死必须立足伦理，要围绕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等来看待问题。讨论安乐死的最佳情景是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保障和公民的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从伦理上来讲，绝对禁止或全面开放安乐死均不可取，我国社会目前不具备讨论安乐死的理想条件，从立法上来讲，我们仍需创造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严格规范安乐死使用的对象范围、主体范围、实施条件、申请程序、审查程序、操作程序，和明确擅自实行安乐死的刑事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安乐死职责的刑事责任，并明确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
其中以安乐死为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实施安乐死的对象必须是根据现代医学和技术断定已身患不治之症，并死期又迫在眼前的病患者；（2）实施安乐死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或消除病人的痛苦；（3）病人忍受的肉体痛苦，达到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程度；（4）病人意思清楚并能表达自己的意识，必须有其本人真挚的嘱托和承诺，且该嘱托和承诺是在事前或行为当时作出。在病人无法表达时，近亲属及其他人不得代为请求，医生也不得主动实施；（5）除安乐死外，无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来减轻或消除痛苦；（6）应由医生实施，其他人无权实施，且实施安乐死必须有三名医生研究同意，在经主治医生批准；（7）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必须合乎伦理而且被认为是妥当的。




注释:
（1）怜杀是美国刑法界对安乐死的别称.参见储怀植著:《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2）参见David S.Oderberg,Applied Ethics(Oxford: Blackwell Pulishers Ltd )（2000），p48。
（3）该法案又称为《死亡权利法》，其允许个人在一项文件上签署，表明于死亡迫在眼前的情况下，可授权医生采取停止延续生命的措施。
（4）引自《环球时报》2001年4月17日第17版。
（5）李连科著：《价值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2月版，第246页。
（6）（7）欧阳涛：“安乐死的现状与立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5期。

《安乐死的立法历程及其合法化探究(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