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证据的初步探析

于种种原因，仍有些科技证据的准确率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因此，绝不能把科技证据作为定案的唯一根据。为防止冤枉无辜，有必要确立科技证据的补强，尤其是那些可靠性仍存在较大争议的科技证据，即使是查证属实，也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比如认定是否患有精神病，除有鉴定结论以外，还须了解行为人平时的精神状况及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以后表现方面的证据。
在对科技证据的认定和采信中，要坚决反对仅凭个别科技证据就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孤证不能定案是证据法上的基本规则，要求包括科技证据在内的所有证据应当互相映证，形成闭合的合证据锁链，并排除任何合理的怀疑，从而达到一个相当高的证明标准。
三、科技证据采集之范围与程序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适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确实是可以更快、更有效地揭露和惩治犯罪。然而对科技证据的收集往往会带来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隐私、意志乃至尊严的限制和剥夺，正因为此，许多国家对其采集的范围与程序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就范围而言，一般往往从两个方面加以规定：一方面是要求只能适用于重大复杂、取证难度较大的犯罪案件，因为科技证据的出现及应用本身就是为适应现代条件下犯罪的日趋严重化、危险化和隐蔽化的需要，是作为对抗现代型犯罪之回应手段。日本在对采用监听通讯的立法中是这样确定其适用范围的。“鉴于有组织犯罪严重危害安全、正常的社会生活，且对数人共谋实施的有组织的杀人、非法买卖药品及枪支等重大犯罪，如果不予监听犯人之间的联络电话或其他通讯，查明案件真相显著困难的情形在增大，……可予采用”。[6]而美国对秘密监听的相关立法中，更是采取列举为方法规定了间谍罪、绑架罪、贩毒罪等十几种重大复杂的案件才采用该手段。其他各国同样都对多种科技证据收集范围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另一方面是要求只有在采用常规取证手段无法或很难查清案件事实时才能使用。因为相对于常规的取证手段，科技证据的取证过程往往会在更大程度上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许多国家都对此作出了规定，只有采取常规取证手段难以达到预期诉讼目标时才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如美国的相关立法中就明确地规定，只有当常规侦查措施已经失败或不可能成功或过于危险时才能使用秘密监听、测谎试验等手段；德国规定，只有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难以查明案情、侦查被指控的住所的条件下，才允许命令监视、录制电讯的往来。[7]
就程序方面而言，各国要求科技证据的收集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首先，侦查机关在运用时必须经过法定的机关批准，一般是向独立的法官，或者是检察官提出申请，取得司法令状。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b第一款规定：对电讯往来是否监视、录制只允许法官决定，在延误有危险时也可以由检察院决定，检察院的命令如果在三日内未获法官确认的，失去效力；其次，必须遵守法定的期限，对不同的技术侦查措施各国往往都作出期限上的规定，通常不允许超过该法定期限，但可经延展命令延长期限，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规定对命令应当限制在3个月的期限，准许对期限延长不得超过3个月，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7条规定，检察官决定的窃听时间不得超过15日。还有许多国家规定对某些科技侦查手段的适用还必须经过被测试者的许可，如测谎、催眠试验等，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手段的采用与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相冲突。但也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这与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并非矛盾，只要符合法定的条件并经过法定的机关批准，可不必被测试者的许可。此外，一些国家往往通过制订单行法规对某些科技手段的采用规定了十分明确具体的程序，如日本关于监听的法规。[8]
各国都对科技证据适用的范围与程序作了严格的规定，凡是超过范围或违反了相关程序所获的证据都得予以排除，不能予以采信。在一定程度上既适应了揭露与惩治现代型犯罪的需要，维护日益严峻的社会公共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使之与人权保护相契合，达到刑事诉讼再大目的之间的大致平衡。
四.对我国现代科技证据相关立法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由于社会各方面的急剧变化,导致了社会治安的形势日益严峻,刑事犯罪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在结构上更是发生了变化，呈现出更强的智能化趋势,反侦查追究的意识与能力随之增强。这种背景下,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侦查手段的含金量，以现代科技为依托，能够获取通过传统手段所无法获取的证据资料,有效准确地打击犯罪。因此，在我国建立与完善相关的立法是十分急迫的，根据以上的论述，就谈谈我个人对此的几点想法：
１．应将现代科技证据单独列为一种证据形式。传统的证据分类法按其表现形式将证据分为七种，其中并没有科技证据的提法，更没有将其列为单独的一种证据形式，于是有的学者就不加区分地将其纳入传统的证据形式之中，有的学者将物证及其相关鉴定结论统称为科技证据；［８］有的学者则认为科技证据主要包括鉴定结论和视听资料．［９］这种划分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科技证据无论是和物证、鉴定结论还是视听资料相比，它都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在证据属性即证据资格、证据价值方面，在证据的收集运用和判断上，适用的条件及程序都与传统的证据形式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国外，科技证据有其特定的意思，往往将其限定为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但由于其技术的可靠性一时难以得到肯定或由于对人权的侵犯一时无法被容忍，从而导致其经历了或正经历着不断肯定到否定的反复过程的证据种类，这就赋予了科技证据新的特点与内涵，肯定了它的独立性，有利于更好发挥它在证据运用中的作用，提高人们对它的认识，遵循其特有的规律，所以我认为应在立法上确认科技证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甚至还可以将那些发展成熟的科技证据予以列举．
２．可以考虑通过单行法规的形式确定运用科技证据中的相关规则。现代科技取证手段与一般的取证手段不仅在特点上有很大不同，而且往往涉及技术认定和人权保护等重大问题。因此，必须完善相关的证据规则。在规则中应规定那些科技手段可以纳入法律范围而具有证据资格，如前所述，这里应重点考虑的是该科技手段的科学准确性以及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和人权保护相协调，根据这一规则，就可以将那些符合条件的科技手段承认其可采性。就其证据力而言，不能因为它具有一定科学性而将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同样要遵循质证规则、直接言词规则、证据补强规则、相关性规则等证据规则，以确保科技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从而为正确地运用与判断证据奠定基础。如果取证的相关人员和本

案或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遵循利益规避规则进行回避。
３．明确科技证据运用的条件、范围以及相应的程序．由于科技证据的运用一旦不当就会极大地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因而必须对它予以严格限制．参照国外的经验，科技手段运用要限定为重大复杂、取证较为困难，且采用常规取证手段难以达到目的的严重危害公共利益的案件．否则，就不能任意采用．同时，要严格其批准程序，明确其批准主体，只有中立的法官才享有批准权，在特定紧急情况下检察院也可以批准，但必须事后马上报法官批准．对时限也要明文规定，不能超过法定的时限．此外，还要对具体的操作过程作出一系列的相关规定，以达到限制滥用职权、保护人权的目的．。
4．规定违法取证的法律责任与后果以及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没有责任就没有法律，对于科技证据的相关立法一定要有相应的法律责任作保障。在科技证据的收集、运用、质证、认证等适用过程之中有违反相关规定及程序的，应明确其法律后果，凡违法所得的证据应予以排除，不得予以采信作为定案依据，对于相关责任人员也要根据其违法情节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同时，还要给予相对人救济的权利，他们有控告、申诉的权利，由此而作出不公判决的，可以作为上诉及提起再审的法定理由。由于科技证据的适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与技术性，所以，要完善与此相关的配套措施，比如适用或鉴定机构资质的认定，场所与设备的要求，经费的来源，相关人员资格的取得及培训等等，这些都关系到科技证据采用的合法性与科学准确性。

参考资料：
[1]  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2]（美）乔恩·华尔兹著，何家弘等译：《刑事证据大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3]  （日）田口守一著：《日本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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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证据的初步探析(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