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问题与最新发展
进口的目的，而WTO的规则是针对政府法规及产品或服务的，无法限制企业行为。这种体制的存在使得在倾销价格的考察中，该国的国内价格无法反映其实际的生产成本。此外，在易货交易（counter-trade，主要是指由政府控制安排的易货交易）中，有可能与该国承担的GATT下的国民待遇以及禁止配额的制度不符。
非市场经济涉及的是国家控制的贸易体制的问题，它有可能造成该国以企业行为变相规避WTO的有关义务的规定，造成对国际贸易的限制，影响所及主要是反倾销反补贴、投资贸易及与之结合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判定非市场经济的标准，国家对企业行为及市场和价格的直接影响力和控制力或者说市场和价格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才是判定一国是否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
关于国家控制的贸易体制，GATT仅有第17条以及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关于对GATT1994年第17条的解释的谅解书”做出了规定。第17(1)条规定：缔约国保证，当建立或维持一个国营企业（不论其位于何处），或对于一个企业正式或事实上给予独占权或特权时，这种企业在其有关的进口或出口的购买和销售方面，应按照本协定中关于影响私商进出口货物的政府措施所规定的非歧视待遇的一般原则办理。该义务被解释为作为一种最惠国待遇的措施加以适用。这种解释认为对于该条所指的国营贸易企业的经营并无类似第3条的国民待遇的存在。而另外一些个案中则有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如果一国的全部经济都主要建立在国家交易原则的基础上，那么该国主要的经济活动就得以规避GATT的有效的义务和政策，即使该国在技术上可能完全符合GATT的规则。第17条的谅解书主要规定了协商、通知和审查的义务，以及其它成员国可对之提出质询。
WTO对于非市场经济的规制很弱，为了避免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在世贸中可能引起的混乱，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成为谈判的要点。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尽管中国正在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并且在政府“淡出”市场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已改变了原来垄断的国营贸易体制，并逐步放松对外贸经营权的资格限制，但是，目前外贸经营权的主体依然只能是法人，外国商人在中国没有贸易权和分销权，存在严格的外汇管制，在国内的市场和重要的资源配置上，还存在着大量的政府控制，对于国有企业还不可能立即取消一切形式的补贴和政策倾斜。总而言之，我国政府尚未完全放弃对经济领域的直接控制，市场调控尚不完全和纯粹，因而中国仍是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国家。
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需要WTO向成员国提供的保障机制，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1.GATT第19条例外条款(escape clause)的适用。该条为“对于某种进口产品的紧急措施”，它规定：如因意外情况的发生或因一缔约国承担本协定义务（包括关税减让在内）而产生的影响，使某一产品输入到这一缔约国领土的数量大为增加，对这一领域内相同产品或与之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重大损害或产生重大的威胁时，这一缔约国在防止和纠正这种损害所必须的程度和时间内，可以对上述产品全部或部分的暂停实施其所承担的义务或撤销或修改减让。该条第10款规定在该条首次适用之后8年或世贸组织协议生效之后5年，无论哪一个更迟，都终止生效前存在的保障措施。该条的保障措施的条件是：(1)竞争性的外国产品的进口增加同国内相关产业的损害或者损害威胁之间的因果关系；(2)这种损害或损害威胁的不可预见性。中国的情况是难以证明后者，故难以适用该条款，而即使满足了该条款的一切适用条件，由于这种调整期只是一段合理的时间，不能解决中国长期的过渡期才能解决的大规模产业重组问题。这些保障措施能够为成员国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导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提供临时的解决方式。尽管很多国家希望有一个特别的使之免受中国入世影响的稳定的保障机制，但法律依据仍在于GATT该条的规定。
2.美国权威国际经济法学者杰克逊教授提出了“双轨制”的保障机制（注：John H.Jackso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Law And Policy of Inte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2nd ED. Cambridge: The MTT Press,1997,p331-332）即一方面议定书可以首先规定有关的透明度、程序公正以及建立工作小组每年审议贸易关系（既包括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义务承担情况，也包括审查其它WTO成员方对该国的义务履行情况），另一方面，设定一些例外机制，包括特别的保障措施，特定的措施和谈判要求，以减轻分歧所造成的损害。这些保障措施可能与自由贸易的经济观点不符，但能够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并入问题提供务实的解决方式，而当一国完全实现市场经济，他就有权享有全部正常的GATT待遇，而不再适用第二轨道的例外机制。
二、中国入世在WTO中引出的具体问题
（一）“订出条款”(opt out clause)的问题
在谈及订出条款的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加入世贸的程序简要的介绍一下。根踞WTO协议第12(2)条的规定，中国只要获得世贸组织2/3多数成员的同意即可加入世贸组织。因此，在技术上和理论上中国均无须得到美国的支持即可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但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影响力，这显得不太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订出条款”的问题。因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第8条规定，任何该多边协议的成员方在某一方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时
（二）WTO的争端解决机构立案负担问题
中国加入WTO的另一动机是可以援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从而对于中国出口产品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如遭受反倾销报复等），有一个国际性的申诉场所，而不只是受制于他国的国内法。同时，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涉及的解决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有可能涉及法律法规的修改，这也不同于个案应诉个案解决的局限性。所有这些均是有利于中国的。但是，实际上这一点未必是值得利用的。因为就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而言，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转型国家），我国的经济体制中存在更多同世贸规则不符合的内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样也给予其它成员国为促成中国改变措施而诉诸争端解决程序和机制的机会。相比之下，就WTO争端解决机制而言，中国被诉的可能性比起诉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两方面因素，对争端解决机构而言，面临着负担加重的可能性，这已经引起了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因非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所造成的不符行为并不都能依靠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作为抗辩，而且，中国在双边协议中以及议定书中已作了各种承诺，这些承诺如果不能实现，则是单纯的违反义务，不涉及何种法律地位的问题。因而关键的并不是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问题，而是中国在其双边协议及议定书中所作出的承诺。该种承诺也使得协议的成员方至少在承诺的转型期间不能诉诸WTO的争端解决机构。所以协议的有关内容对于双边而言，是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问题与最新发展(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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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市场经济涉及的是国家控制的贸易体制的问题，它有可能造成该国以企业行为变相规避WTO的有关义务的规定，造成对国际贸易的限制，影响所及主要是反倾销反补贴、投资贸易及与之结合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判定非市场经济的标准，国家对企业行为及市场和价格的直接影响力和控制力或者说市场和价格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才是判定一国是否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
关于国家控制的贸易体制，GATT仅有第17条以及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关于对GATT1994年第17条的解释的谅解书”做出了规定。第17(1)条规定：缔约国保证，当建立或维持一个国营企业（不论其位于何处），或对于一个企业正式或事实上给予独占权或特权时，这种企业在其有关的进口或出口的购买和销售方面，应按照本协定中关于影响私商进出口货物的政府措施所规定的非歧视待遇的一般原则办理。该义务被解释为作为一种最惠国待遇的措施加以适用。这种解释认为对于该条所指的国营贸易企业的经营并无类似第3条的国民待遇的存在。而另外一些个案中则有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如果一国的全部经济都主要建立在国家交易原则的基础上，那么该国主要的经济活动就得以规避GATT的有效的义务和政策，即使该国在技术上可能完全符合GATT的规则。第17条的谅解书主要规定了协商、通知和审查的义务，以及其它成员国可对之提出质询。
WTO对于非市场经济的规制很弱，为了避免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在世贸中可能引起的混乱，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成为谈判的要点。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尽管中国正在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并且在政府“淡出”市场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已改变了原来垄断的国营贸易体制，并逐步放松对外贸经营权的资格限制，但是，目前外贸经营权的主体依然只能是法人，外国商人在中国没有贸易权和分销权，存在严格的外汇管制，在国内的市场和重要的资源配置上，还存在着大量的政府控制，对于国有企业还不可能立即取消一切形式的补贴和政策倾斜。总而言之，我国政府尚未完全放弃对经济领域的直接控制，市场调控尚不完全和纯粹，因而中国仍是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国家。
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需要WTO向成员国提供的保障机制，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1.GATT第19条例外条款(escape clause)的适用。该条为“对于某种进口产品的紧急措施”，它规定：如因意外情况的发生或因一缔约国承担本协定义务（包括关税减让在内）而产生的影响，使某一产品输入到这一缔约国领土的数量大为增加，对这一领域内相同产品或与之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重大损害或产生重大的威胁时，这一缔约国在防止和纠正这种损害所必须的程度和时间内，可以对上述产品全部或部分的暂停实施其所承担的义务或撤销或修改减让。该条第10款规定在该条首次适用之后8年或世贸组织协议生效之后5年，无论哪一个更迟，都终止生效前存在的保障措施。该条的保障措施的条件是：(1)竞争性的外国产品的进口增加同国内相关产业的损害或者损害威胁之间的因果关系；(2)这种损害或损害威胁的不可预见性。中国的情况是难以证明后者，故难以适用该条款，而即使满足了该条款的一切适用条件，由于这种调整期只是一段合理的时间，不能解决中国长期的过渡期才能解决的大规模产业重组问题。这些保障措施能够为成员国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导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提供临时的解决方式。尽管很多国家希望有一个特别的使之免受中国入世影响的稳定的保障机制，但法律依据仍在于GATT该条的规定。
2.美国权威国际经济法学者杰克逊教授提出了“双轨制”的保障机制（注：John H.Jackso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Law And Policy of Inte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2nd ED. Cambridge: The MTT Press,1997,p331-332）即一方面议定书可以首先规定有关的透明度、程序公正以及建立工作小组每年审议贸易关系（既包括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义务承担情况，也包括审查其它WTO成员方对该国的义务履行情况），另一方面，设定一些例外机制，包括特别的保障措施，特定的措施和谈判要求，以减轻分歧所造成的损害。这些保障措施可能与自由贸易的经济观点不符，但能够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并入问题提供务实的解决方式，而当一国完全实现市场经济，他就有权享有全部正常的GATT待遇，而不再适用第二轨道的例外机制。
二、中国入世在WTO中引出的具体问题
（一）“订出条款”(opt out clause)的问题
在谈及订出条款的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加入世贸的程序简要的介绍一下。根踞WTO协议第12(2)条的规定，中国只要获得世贸组织2/3多数成员的同意即可加入世贸组织。因此，在技术上和理论上中国均无须得到美国的支持即可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但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影响力，这显得不太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订出条款”的问题。因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第8条规定，任何该多边协议的成员方在某一方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时
候未曾同意该申请，则WTO各协议及附件中的各项权利义务在相关成员之间不适用。这就是所谓的订出条款。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未得到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加入WTO，则美国可以援用该条款，不授予中国相关优惠，而对于双方而言，彼此都如同不具有WTO成员的资格。所以中国尽力达成了与美国的双边协议，正是由于美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加入WTO的一个原因正是为了获得这些重要的贸易伙伴（又如欧盟、日本）多边的、无条件的、稳定的最惠国待遇，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则中国加入WTO的意义尽失。达成双边的WTO协议，是加入WTO的前提。
（二）WTO的争端解决机构立案负担问题
中国加入WTO的另一动机是可以援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从而对于中国出口产品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如遭受反倾销报复等），有一个国际性的申诉场所，而不只是受制于他国的国内法。同时，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涉及的解决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有可能涉及法律法规的修改，这也不同于个案应诉个案解决的局限性。所有这些均是有利于中国的。但是，实际上这一点未必是值得利用的。因为就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而言，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转型国家），我国的经济体制中存在更多同世贸规则不符合的内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样也给予其它成员国为促成中国改变措施而诉诸争端解决程序和机制的机会。相比之下，就WTO争端解决机制而言，中国被诉的可能性比起诉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两方面因素，对争端解决机构而言，面临着负担加重的可能性，这已经引起了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因非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所造成的不符行为并不都能依靠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作为抗辩，而且，中国在双边协议中以及议定书中已作了各种承诺，这些承诺如果不能实现，则是单纯的违反义务，不涉及何种法律地位的问题。因而关键的并不是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问题，而是中国在其双边协议及议定书中所作出的承诺。该种承诺也使得协议的成员方至少在承诺的转型期间不能诉诸WTO的争端解决机构。所以协议的有关内容对于双边而言，是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问题与最新发展(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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