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诚信论文：从生存和发展的视角论公务员的诚信

各级政府部门都生成了一套严密而庞大的考核体系。对上要接受上级考核，对内要考核工作人员，对下也要考核干部。从道理上讲，问责制度的安排应该突显公众的参与监督，体现公众对于基层政府的问责。但是，目前的问责主要体现了上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的约束和要求，只在自上而下的政府体系中封闭运行，这样的问责考核实际为“逆向问责”。“这种问责制度运行的结果，是政府为考核而工作，大量政府工作与社会发展的实质进程无关，可以说政府和公众各干各的。”（赵树凯，2010）公务人员忙于对照考核体系中的各项指标而工作，为了让上级满意而与其他相关部门进行所谓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是，部门之间搞得神秘而互不信任，人际关系复杂化而非合作化，形式主义盛行，重数量不重质量，将形式上花样翻新称为“创新”。甚至少数部门为了考核指标上的“好看”而不惜作假，而作假者却能赢得考核上的“好看”，因而赢得上级的“看好”。一些组织缺乏诚信的做法不仅使公众产生“政府作为越多，公民感觉越差”的想法，而且使得组织内的公务人员在工作中身心俱疲，有些同志抱怨只为生存而工作，若要为“发展”而工作就要会不讲诚信，没有良心。
　　
　　由此可见，当前公务员诚信问题既有社会转型的原因，也有制度和体制的因素。从总体看，社会转型是我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是一种文明的嬗进，看似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却孕育着合理的前行方向，看似矛盾冲突多发和集中，却潜藏着整合机遇，看似道德滑坡危机重重，却萌发着新的道德伦理取向。问题在于，要在制度、体制方面敢于改革和勇于突破，必须在公共组织内的制度安排和体制改革上积极推进。
　　
　　第一，厘清执政和职能的内涵与关系，取得更多的信任认同。新世纪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十分强调执政能力建设，这本身是件好事，有利于培养执政党公务人员的忧患意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执政意识和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服务意识。但是，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导人把执政能力片面地理解为统治能力或者统御能力，扩大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强化国家的政治权能，弱化社会的自治能力。一方面，公共权力的边界不断扩张和不受约束，权力和资本肆意地结合导致与民争利，其结果造成公权力的严重失信；另一方面，政府和国家的力量是有限的，管了许多不该管的、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情，也必然会出现陔管的没有管，该管的没管住、也没管好的事情，正当的公权力变得捉襟见肘、威严不存。在这样的状况下，公权力无法履行它执政理念中一些庄严承诺，公务员在处理一些危机事件时常常百口莫辩，在“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背后，更深一层的是公务员人员无力维护权力闯祸后的无奈。因此，公务员的诚信不是简单的公务员个体的事情，而是执政体制对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合理分配的问题。
　　
　　第二，公务员诚信的关键是要严守公共机构内部公平公正的组织伦理。德国思想家卢曼对诚信问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被称为“简化机制”。依笔者的理解，这个机制说的是人们的不诚信是因为人与人的一次性交往都有自我防护意识，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会屏蔽信任窗口，而随着人们交往频率的增加，互相之间的信任度也会增强，如果人们有明确的、乐观的预期，要做到诚信并不是难事。由此可见，要解决公务员的诚信问题说难也不难，说不难还真难，因为涉及公务员制度和干部体制的改革。这里，有两方面的工作一定要做，一是选人用人机制的公平公正，无论是按照能力，还是按照资历选人用人，都要有一个长期不变的使人感到公道的、能接受的制度安排，减少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样大家就不会琢磨人而去琢磨事。二是明确公务员岗位权限和职责，不凶为领导人的偏好干预就干预，不因为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就不会陷入形式主义的事务堆里，从而大大减少只对上负责而不对公众负责情况的发生。
　　
　　相信人的问题必定能通过人自身的努力得到解决，诚信的问题也是如此。
　　
　　作者：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公务员诚信论文：从生存和发展的视角论公务员的诚信(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