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如果允许股民通过民事诉讼获取赔偿，此种诉讼必然会形成当事人众多，所涉金额巨大的特点。如何一并解决众多当事人与另一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仍然是法律上需要研究的课题。

　　许多学者建议，依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证券民事责任的诉讼中，应当采纳共同诉讼和集团诉讼的模式。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将“人数众多”界定为一般指10人以上。这就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它是为解决人数众多的群体性纠纷而设立的一种当事人制度。我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代表人诉讼，而并没有规定集团诉讼。代表人诉讼与英美法国家实行的集团诉讼不同，主要表现在：集团诉讼强调多数人在同一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上的联系，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代表人诉讼只强调诉讼标的的同种类；集团诉讼代表人的产生有选任和以默示认可两种方式，而代表人诉讼中的代表人产生必须要明示选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选定代表人诉讼，无疑可以成为证券民事诉讼的一种模式，此种方式的最大优点就是由受害的股民推选自己的代表人进行诉讼，从而可以避免大批的股民涌进法院而产生的矛盾。如果这些代表人可以与股民之间有效的沟通，也可以在发生纠纷以后通过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然而，此种诉讼也有其固有的缺点，表现在，一方面，由于证券民事诉讼一旦发生，股民人数众多，如何选定代表人在操作上十分困难。诉讼代表人应当具有相应的诉讼行为能力，能够正确履行代表义务，善意维护被代表的全体成员的合法权益。但在发生纠纷以后，要众多的股民选择符合上述条件的代表是十分困难的；如果无法选出合格的代表人又可能会引发新的纠纷与矛盾。另一方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在代表人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的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但在证券民事诉讼中，由于股民众多，但许多股民所遭受的损害可能数额不大，权利人为避免麻烦不来登记，并且在诉讼时效内也不主张权利，违法者受判决确定的赔偿额大大低于其违法所得利益，这样民事责任不但不能起到最大限度地救济受害者的作用，反而放纵了违法行为人。还要看到，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人的当事人同意。”这一规定在操作上也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因为代表人在选定以后，要代表股东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都必须要召集股东开会，并征得其同意，这在股东人数众多的情况下，既很难实现，即便实现，也要付出极高的成本。

　　我认为可以采取两种模式来解决证券民事诉讼的问题：一种是借鉴国外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担当”制度，即赋予某些团体以诉权，使其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所谓诉讼担当，是指本不是权利主体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第三人，对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享有管理权，以当事人的地位，就该法律关系所产生的纠纷而行使诉讼实施权，判决的效力及于原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诉讼担当制度有两种类型，一是法定的诉讼担当，是指基于实体法或诉讼法上的规定，由法律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对于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管理权；二是任意的诉讼担当，是指权利主体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赋予他人以诉讼实施权。 在证券民事责任的实现中，这两种诉讼担当方式都是可以采取的。这就是说，如果投资者愿意委托某人或某机构为其行使诉讼实施权，则应当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尊重其选择，而承认其委托诉讼在法律上是有效的。如果其不能或无法选择诉讼担当人，则可以由法律或法规规定的某个机构作为其诉讼担当人。

　　另一种做法是通过对民事诉讼法或证券法的修改，扩大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代表人诉讼的适用范围，即允许某些团体可以基于法律的规定，能够直接代表众多的股民提起诉讼。从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来看，代表人必须是由当事人推选的，且参与诉讼时诉讼的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但这些限制条件对于证券民事诉讼来说，都不大适合。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扩大代表人的范围，即允许某些团体不是以股东的诉讼受托人的身份，而是以诉讼代表人的身份代表股东在法院提起诉讼。其在诉讼中，只要是善意维护股东的利益，则可以就变更、放弃自己的诉讼、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和和解等事宜独立地作出决定。

　　那么应当由何种机构作为股民的诉讼代表人？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由证监会代表股民起诉。对于证监会是否能够代表受害的股民提起诉讼，我国证券法并没有规定。从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尚未有此先例。固然，由证监会代表股民提起诉讼具有很多优点，例如证监会代表股民起诉比单个股民到法院起诉，更容易作到既解决纠纷又不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而且作为专门的管理了监督证券交易的结果的机构，证监会依法也负有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职责，由证监会代表股民起诉，更能体现

我国政府对广大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与关注。尽管在诉讼中，证监会作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处于诉讼主体地位，丝毫不影响证监会的权威性，相反，则进一步提高证监会在广大股民心目中的威信。然而，由于目前证监会各种监管任务、指导工作极为繁重，其所能动员的人力物力资源也非常有限，如果过多的介入各种诉讼，不仅会妨碍其正常监管职责的履行，也无法有效的维护其所代表的受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从当前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由证监会代表股民提起诉讼仍不现实。

　　我们认为，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仿照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一样，专门成立一个“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机构。该机构属于民间性的非营利机构，其主要职责就是为权益受到损害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以及接受受害投资者赋予的诉讼实施权，代表投资者提起诉讼。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可以帮助解决当前投资者、证券公司、上市公司、交易所以及监管机关之间所产生的各种纠纷与矛盾，使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发生的民事争议不必都因成为妨害社会稳定的因素，而被集中到各级政府手中；成立这样一个机构，还可以及时反馈证券市场各种信息，帮助政府监管部门监控二级市场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保障证券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有关该协会的资金来源问题，我们认为，一方面可以从政府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违法行为人的罚款、没收中抽取一定比例，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从证券交易费用中提取适当的一部分而设立专项基金。尽管该机构并不是每一桩具体证券违法行为的受害者，但由于其是股东所成立的机构，直接代表股东的利益，依法负有维护股东权益的职责，因此也应当具有在法院代表股东提起诉讼，从事诉讼活动的职责。

　　我们主张通过证券法的修改强化民事责任，使股民能够依法在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损害赔偿。但必须看到的是，一旦证券法完善了对内幕交易、虚假陈述以及操纵市场等行为的民事赔偿制度后，依照中国证券市场这种不规范的情形来看，恐怕真的要形成“证券诉讼爆炸”的状况。以中国司法机关拥有的资源来看是根本无法全面有效的解决这些纠纷的。

　　我们认为证券法在完善以及强化针对违法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将所有的民事纠纷都诉诸法院既不现实的也不妥当。应当考虑设立一个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即在证券纠纷诉诸法院之前成立一个机构先行解决纠纷。有一些学者建议可以采取仲裁的办法，通过扩大现有的仲裁机构的仲裁范围，或者单独成立一个专门的解决证券纠纷的仲裁机构来解决纠纷。如果当事人对仲裁不服还可以在法院提起诉讼。我们认为，这一办法虽不无道理，但是采取仲裁解决证券纠纷的办法也遇到了两个难题，首先当事人之间事前通常是很难达成仲裁协议的，事后更是难以达成协议，而当事人之间没有达成仲裁协议将使仲裁缺乏依据，其次，如果仲裁机构裁决以后一方不服可以继续提起诉讼，这将违背仲裁的基本规则。我们认为设置证券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专门成立一个调解证券交易纠纷的机构，所有的证券纠纷案件必须经过该机构的调解然后才能诉诸法院，调解的规则可以采用仲裁的一些规则，调解员由证券管理机构确定，当事人可以在调解员名录中选定调解员，调解的费用由当事人承担。在调解书经双方签字生效后应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如果当事人对调解不服则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就可以极大的减缓法院的工作压力。

　　还要看到，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市场民事责任制度必须要尽快提高我国法官整体队伍的素质。一方面，由于证券纠纷设计的技术性很强，需要大量熟悉证券业务的法官；另一方面，由于证券诉讼人数众多、法律关系复杂，因此要求法官具有较好的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知识。如果我国各级法院的法官素质仍然不能提高，在此情况下应付如此复杂的证券诉讼是十分困难的，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股市秩序。如果司法无法及时的、公正的解决纠纷，数量众多的证券赔偿诉讼久压不决，人们将会丧失利用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信心，违法行为人也无法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样一来，就很难借助于民事责任的方式从根本上遏止证券市场违法行为，保障证券市场甚至国民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因此，我们建议应当加强法官队伍素质建设，为证券市场民事责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创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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