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相关问题研究

，这种行为既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又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的特征。笔者认为，如果为阻碍执行判决、裁定而故意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造成了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严重后果，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论处更为妥当。而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如对到现场强制执行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实施暴力、威胁，致使执行工作不能进行或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构成本罪。但从构成要件方面分析，对执法人员实施暴力、威胁的行为，又具备典型的妨害公务罪的特征，其行为本身就应属于情节严重，适用妨害公务罪更能体现出对暴力抗拒执行判决、裁定行为的严惩力度。因此，只要行为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人民法院执行人员依法执行判决、裁定的，不论其行为是否影响了判决、裁定的执行，构成犯罪的均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1款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①
（二）本罪的罪数形态
行为人在阻止人民法院执行人员执行判决、裁定过程中，如果使用暴力将执行人员或协助执行人员打成重伤甚至杀害的，是从一重罪处罚还是数罪并罚。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这种情形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从一重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这种情形如何处罚应视具体案件而定，如果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即属于想像竞合犯，可以从一重罪按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处理；但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两个犯罪行为，侵害了两个犯罪客体，构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犯罪，即属于牵连犯，应按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罚，否则不足以体现从重的精神②。
根据《立法解释》的规定，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本罪的共犯论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擅权干预执行行为在构成本罪的同时，又因收受贿赂构成受贿罪，或者因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应当按照吸收犯即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依据刑法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本罪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应注意的问题
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生效后，当事人仍有提出申诉的权利。有些当事人在申诉时情绪比较激动，可能会与法院工作人员发生争执或顶撞，但只要他未抗拒执行判决、裁定，就不能按本罪论处。这里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因为据以执行的判决失当致使判决无法执行，则不能对当事人定罪，而应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失当的判决作适当改变；如果是由于执行人员执行手续不完备，态度蛮横粗暴等工作错误而导致当事人抵制执行判决、裁定的，不应对当事人定罪。而应在纠正执行人员工作错误的基础上再执行判决、裁定。对于行为人情节轻微的抗拒执行行为，也不宜作为犯罪处理，而应先行教育，进而再强制执行。
四、关于本罪的诉讼程序
执行难之所以由来已久且目前较为突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时所适用的诉讼程序有关。关于追究本罪的诉讼程序在实践中采取过各种做法，在刑事诉讼法实施初期，对本罪的审理是人民法院自审自判，  根据197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6条的规定，按本罪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程序，由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直接受理并作出判决。但是按照我国的刑事诉讼理论，起诉权只能由人民检察院、被害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行使，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没有起诉，就不能引起审判程序的开始。为能使审理程序符合上述规定，各地在司法实践中采取过由申请执行人、法院执行法官或执行庭、作出裁判的人民法院充当原告等各种做法。随着1996年3月17日新刑事诉讼法的通过以及随后所作的法律解释，上述规定已不再适用。按照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４条的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属于公诉案件，即应当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负责审判。《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该刑事案件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1998年7月1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1条也规定：“在执行过程中遇有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妨害执行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将有关材料移交有关机关处理。”由此，目前追究本罪的诉讼程序是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犯罪，整理材料移交给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再由犯罪行为发生地法院审理。
适用这种诉讼程序，在形式上符合了我国的刑事诉讼理论和控审分离的发展趋势，也与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各司其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相一致，但也随之产生一些实践操作上令人困惑的问题，诸如执行法院在这类案件的立案侦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中

处于什么地位？在公安、检察机关询问证人、被害人的过程中，法院执行人员充当何种角色？在公安或检察机关不同意立案侦查、批准逮捕或提起公诉时，法院将如何处理？法院将案件移送给公安机关立案查处的决定对公安、检察机关来说是公文还是证据？根据地域管辖原则，这类案件可能由原执行法院或其他法院管辖，如由原执行法院管辖，法院以原来自己收集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是否在行使审判权时也充当了证人的角色？如由其他法院审理，那原执行法院是否负有出庭作证的义务？①  少数此类案件的发生本身就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结果，再将这些案件交由当地的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办理，怎样才能不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和阻力？  笔者认为，本罪如简单地适用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的程序，机械地强调司法机关之间的制约，会使得在司法实践中追究本罪环节繁多，可操作性不强，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不能产生有效的威慑作用，不利于有效打击犯罪，客观上也弱化了法院的公信力，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因此，亟待对本罪的诉讼程序进行修改和完善。
五、对完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几点建议
(一)、扩大犯罪主体范围，提高法定刑期  
１、单位应纳入本罪的犯罪主体，适用双罚制
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事业单位以及机关、团体等社会组织，为了牟取本单位非法利益，或为了维护本单位局部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或单位负责人决定，而故意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及不履行法律义务，过失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从我国刑法典分则的规定来看，单位犯罪广泛存在于大多数的类罪当中，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所属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也不鲜见，共涉及23条33个罪名。在司法实践中，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人绝大多数是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如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考虑到银企关系而不履行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定义务，帮助藏匿、转移或处置财产，一些单位领导集体决策对抗法院裁判的执行，煽动群众围攻甚至伤害执行人员。如２００２年发生在西安的  “４·１０”暴力抗法事件，西安亨通光华制药有限公司组织数百名职工围堵法院执行人员和前来解救的法院干警达10小时之久，公司竟公然组织车辆、盒饭、棉大衣为参加围堵的职工提供后勤保障。这些行为实质上是单位行为、职务行为，较之自然人主体的对抗行为，具有更大的危害性，更应受到刑罚的制裁。但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并未把单位列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作为被执行人的单位和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单位拒不履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能对单位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按自然人犯本罪论处。而不能对单位判处刑罚。笔者认为，为有效打击各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应当把单位明确规定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在追究时实行“双罚制”，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２、担保人以外的第三人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
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在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向该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后，第三人既不提出异议，也不履行，同时有隐藏、转移、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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