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贽剖判孟轲谈开去——兼及王安石朱熹等
双行”“非三纲五常之正”等。在这两句话之后，李贽连续批注了两个“胡说！”在李贽看来，朱熹这种“一本书主义者”，除了摭拾圣人语录，大谈“王道”“霸道”“三纲五常”等官方意识形态以媚时媚君外，什么也不懂。
儒生总喜欢打扮自己为“怀才不遇”形象，认为能力如何强而皇帝不用。但在李贽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李贽说，朱熹成天讲“三纲五常”“正心诚意”，名声越来越大，终被宋孝宗赵昚（公元1127-1194年）知道了。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孝宗让他担任“崇正殿说书”。崇正殿说书，即皇帝私人老师，可谓有接近皇帝有机会了。按说朱熹应好好施展胸中才学来扭转南宋对金的不利局面，但非常遗憾，据李贽考证，朱熹任此职一年有余，“陛对者三，上封事者一”，却未就国家大事发表任何高见，只是狠狠地攻击那些与己口味不投合的大臣，并和围绕皇帝的宦官争风吃醋。“[朱]熹之言，皆痛诋大臣、近习”。新皇帝光宗赵悖（公元1147-1200年）一即位，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就给了朱熹一个大官儿也是肥缺——“江东转运副使”，外放了。由此，李贽在“陛对者三”“上封事者一”后，分别批注道：“多了”“更多了”[13]。其意为，以攻击大臣和争风吃醋为内容的“陛对”和“封事”，是没有必要的。
李贽对孟轲朱熹这种喜欢胡乱吹捧人的人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是很对的。从心理学看，人的七情六欲都是有缘由的。那些善于无缘无故且超越常情吹嘘他人者，潜意识深处一般都会有三种动机：一是恐惧，二是有所图，三是既恐惧又有所图。孟轲朱熹极度吹捧孔丘，应该不是第一种，也不是第三种，而是第二种。图什么？我想，有二：一是拉大旗做虎皮，借吹捧孔丘来抬高自己；二是希冀被赏识和重用，有朝一日正式站立于国君或皇帝陛下的朝班之中。所谓“学而优则仕”嘛！
孟轲是儒学“亚圣”，朱熹是理学圣人，对中国文化影响当然深远。儒学吹嘘传统在现当代中国有最佳版本，就是歌颂领袖和个人崇拜。如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飞）机内（飞）机外有两个太阳”，胡风“时间开始了”等，都是。与孟轲朱熹吹嘘孔丘不同，郭沫若胡风搞个人崇拜，把吹嘘狂飙刮上了九天云外。在郭沫若看来，毛泽东就是太阳——飞机外面一个太阳，飞机里面还有一个太阳（即毛泽东）。胡风认为，毛泽东出生前，宇宙未有时间；毛泽东出生后，宇宙才开始运转，宇宙之中才有了时间。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的，胡风公然违背了这个主义。因为，这个主义认为，宇宙是物质的，一切物质都是运动的，时间是物质运动的属性。胡风此言等于说，毛泽东出生了，作为物质的宇宙才开始运动，才有了时间。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郭沫若胡风之吹嘘，从高度和强度看，确实都跨孟越朱，成为新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不知新儒家是否愿意续统？如果愿意，仅就吹嘘单项成绩而言，郭胡似可当之无愧列入儒学圣人孟（轲）、苟（卿）、扬（雄）、董（仲舒）、韩（愈）、程（颐、颢）、朱（熹）、王（阳明）系列。郭上世纪70年代已被香港学者奉为“大陆‘十大风派人物’之首”。其善走极端、无原则可循，可以理解。但胡就令人奇怪了。从当代各种回忆录和文集可知，他曾被打成右派，又入狱几十年。但让人唏嘘的是，他先前竟然也搞过极度的个人崇拜。可见领袖崇拜之风在神州大陆曾经多么猖狂，而孟轲朱熹对中国文化之贡献又多么巨大！
四
李贽批评孟轲第三点，是对“春秋五霸’的评论。
几千年来，儒学都是中国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专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一般人只要读过中学，大都视孟轲为善说“王道”“仁义”而鄙视“霸道”（发展“经济”、崇尚“武功”）者。在《梁惠王》上篇，孟轲回答齐宣王提问时也确有一句口头禅，叫“仲尼（孔丘）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桓文，即春秋“五霸”之二齐桓公和晋文公。“无道”，即不言说。为什么不言说？因为在孟轲看来，言说经济、武功是羞耻之事，而言说仁义、王道才是高尚之事。
在此言背后，孟轲潜藏了三层意思：其一，封自己为仲尼之徒（儒生）。其二，作为仲尼之徒，他认为，首先，口中只能颂“三王”（尧舜禹）道德，尤其尧舜；其次，对“汤武”（商汤、周武）可略加批判，因为他们是搞经济和武功（“革命”）上台的；再次，绝对不能赞美齐桓公和晋文公，因为他们属于“五霸”系统——纯粹搞经济和武力震慑的人，是“霸道”不是“王道”，不是仁义之道。其三，谁赞美齐桓公晋文公，谁就不是仲尼之徒（儒生），谁就是羞耻，就是背叛师道、欺师灭祖。在李贽看来，孟轲此言与前两个错误（“搞学术独裁瞎讲性善论”与“搞无原则吹捧瞎赞美”）相比，更荒唐。他说：“王霸之辨，则舛谬不通甚矣。”
李贽认为：“吾以为（五伯[霸]）正有功于三王者矣，故为三王易，为五伯难。夫子日：‘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二百余年之周，借是以延长不火，谁之功也？而以谓‘无道桓文之事’，可欤？”李贽仍用孔丘之言来否定孟轲，认为做禅让天下的三王很容易，做有能力发展经济和武功并有能力保护和延续民族文化的五霸却很难。李贽说，这正是孔丘反复赞美管仲的原因。
李贽引孔丘“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之言，说明如果没有管仲东周早就被“披发左衽”的少数民族给灭了。又引孔丘“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管仲）赐”之言，说明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老百姓（包括孔丘本人）一直享受着管仲带来的各种恩惠。管仲是谁？就是五霸之一齐桓公的宰相。在李贽看来，赞美管仲就是赞美齐桓公，也就是赞美五霸。因为没有管仲，齐桓公什么也干不了。反过来说，没有齐桓公，管仲也什么都干不成。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二位一体的。管仲不空谈仁义而奉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政策，在提高国力之同时，也提高了老百姓的经济生活水平，还兼顾了政治和文化建设，协助齐桓公率领诸侯奉周天子为主。由此，华夏民族才有可能一直保留那老一套的信守仁义的文化。否则，可能早被灭了，变成了披头散发、坦露右臂的民族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贽的意思是，倘若没有齐桓公霸道的支撑，哪里还有你孟轲所要言说的王道？这是其一。
所谓“王”，在李贽看来，就是那些能使天下人都来投奔自己的人（“天下之所归往”）。能使人投奔，虽然需要仁义道德那一套，但更需要经济和军事实力。李贽认为，如果一个王（如东周天子）既不讲仁义又不发展经济也无军事实力，就丧 《从李贽剖判孟轲谈开去——兼及王安石朱熹等(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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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生总喜欢打扮自己为“怀才不遇”形象，认为能力如何强而皇帝不用。但在李贽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李贽说，朱熹成天讲“三纲五常”“正心诚意”，名声越来越大，终被宋孝宗赵昚（公元1127-1194年）知道了。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孝宗让他担任“崇正殿说书”。崇正殿说书，即皇帝私人老师，可谓有接近皇帝有机会了。按说朱熹应好好施展胸中才学来扭转南宋对金的不利局面，但非常遗憾，据李贽考证，朱熹任此职一年有余，“陛对者三，上封事者一”，却未就国家大事发表任何高见，只是狠狠地攻击那些与己口味不投合的大臣，并和围绕皇帝的宦官争风吃醋。“[朱]熹之言，皆痛诋大臣、近习”。新皇帝光宗赵悖（公元1147-1200年）一即位，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就给了朱熹一个大官儿也是肥缺——“江东转运副使”，外放了。由此，李贽在“陛对者三”“上封事者一”后，分别批注道：“多了”“更多了”[13]。其意为，以攻击大臣和争风吃醋为内容的“陛对”和“封事”，是没有必要的。
李贽对孟轲朱熹这种喜欢胡乱吹捧人的人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是很对的。从心理学看，人的七情六欲都是有缘由的。那些善于无缘无故且超越常情吹嘘他人者，潜意识深处一般都会有三种动机：一是恐惧，二是有所图，三是既恐惧又有所图。孟轲朱熹极度吹捧孔丘，应该不是第一种，也不是第三种，而是第二种。图什么？我想，有二：一是拉大旗做虎皮，借吹捧孔丘来抬高自己；二是希冀被赏识和重用，有朝一日正式站立于国君或皇帝陛下的朝班之中。所谓“学而优则仕”嘛！
孟轲是儒学“亚圣”，朱熹是理学圣人，对中国文化影响当然深远。儒学吹嘘传统在现当代中国有最佳版本，就是歌颂领袖和个人崇拜。如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飞）机内（飞）机外有两个太阳”，胡风“时间开始了”等，都是。与孟轲朱熹吹嘘孔丘不同，郭沫若胡风搞个人崇拜，把吹嘘狂飙刮上了九天云外。在郭沫若看来，毛泽东就是太阳——飞机外面一个太阳，飞机里面还有一个太阳（即毛泽东）。胡风认为，毛泽东出生前，宇宙未有时间；毛泽东出生后，宇宙才开始运转，宇宙之中才有了时间。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的，胡风公然违背了这个主义。因为，这个主义认为，宇宙是物质的，一切物质都是运动的，时间是物质运动的属性。胡风此言等于说，毛泽东出生了，作为物质的宇宙才开始运动，才有了时间。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郭沫若胡风之吹嘘，从高度和强度看，确实都跨孟越朱，成为新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不知新儒家是否愿意续统？如果愿意，仅就吹嘘单项成绩而言，郭胡似可当之无愧列入儒学圣人孟（轲）、苟（卿）、扬（雄）、董（仲舒）、韩（愈）、程（颐、颢）、朱（熹）、王（阳明）系列。郭上世纪70年代已被香港学者奉为“大陆‘十大风派人物’之首”。其善走极端、无原则可循，可以理解。但胡就令人奇怪了。从当代各种回忆录和文集可知，他曾被打成右派，又入狱几十年。但让人唏嘘的是，他先前竟然也搞过极度的个人崇拜。可见领袖崇拜之风在神州大陆曾经多么猖狂，而孟轲朱熹对中国文化之贡献又多么巨大！
四
李贽批评孟轲第三点，是对“春秋五霸’的评论。
几千年来，儒学都是中国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专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一般人只要读过中学，大都视孟轲为善说“王道”“仁义”而鄙视“霸道”（发展“经济”、崇尚“武功”）者。在《梁惠王》上篇，孟轲回答齐宣王提问时也确有一句口头禅，叫“仲尼（孔丘）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桓文，即春秋“五霸”之二齐桓公和晋文公。“无道”，即不言说。为什么不言说？因为在孟轲看来，言说经济、武功是羞耻之事，而言说仁义、王道才是高尚之事。
在此言背后，孟轲潜藏了三层意思：其一，封自己为仲尼之徒（儒生）。其二，作为仲尼之徒，他认为，首先，口中只能颂“三王”（尧舜禹）道德，尤其尧舜；其次，对“汤武”（商汤、周武）可略加批判，因为他们是搞经济和武功（“革命”）上台的；再次，绝对不能赞美齐桓公和晋文公，因为他们属于“五霸”系统——纯粹搞经济和武力震慑的人，是“霸道”不是“王道”，不是仁义之道。其三，谁赞美齐桓公晋文公，谁就不是仲尼之徒（儒生），谁就是羞耻，就是背叛师道、欺师灭祖。在李贽看来，孟轲此言与前两个错误（“搞学术独裁瞎讲性善论”与“搞无原则吹捧瞎赞美”）相比，更荒唐。他说：“王霸之辨，则舛谬不通甚矣。”
李贽认为：“吾以为（五伯[霸]）正有功于三王者矣，故为三王易，为五伯难。夫子日：‘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二百余年之周，借是以延长不火，谁之功也？而以谓‘无道桓文之事’，可欤？”李贽仍用孔丘之言来否定孟轲，认为做禅让天下的三王很容易，做有能力发展经济和武功并有能力保护和延续民族文化的五霸却很难。李贽说，这正是孔丘反复赞美管仲的原因。
李贽引孔丘“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之言，说明如果没有管仲东周早就被“披发左衽”的少数民族给灭了。又引孔丘“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管仲）赐”之言，说明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老百姓（包括孔丘本人）一直享受着管仲带来的各种恩惠。管仲是谁？就是五霸之一齐桓公的宰相。在李贽看来，赞美管仲就是赞美齐桓公，也就是赞美五霸。因为没有管仲，齐桓公什么也干不了。反过来说，没有齐桓公，管仲也什么都干不成。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二位一体的。管仲不空谈仁义而奉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政策，在提高国力之同时，也提高了老百姓的经济生活水平，还兼顾了政治和文化建设，协助齐桓公率领诸侯奉周天子为主。由此，华夏民族才有可能一直保留那老一套的信守仁义的文化。否则，可能早被灭了，变成了披头散发、坦露右臂的民族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贽的意思是，倘若没有齐桓公霸道的支撑，哪里还有你孟轲所要言说的王道？这是其一。
所谓“王”，在李贽看来，就是那些能使天下人都来投奔自己的人（“天下之所归往”）。能使人投奔，虽然需要仁义道德那一套，但更需要经济和军事实力。李贽认为，如果一个王（如东周天子）既不讲仁义又不发展经济也无军事实力，就丧 《从李贽剖判孟轲谈开去——兼及王安石朱熹等(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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