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格权的民法保护

y)，即侵犯私人秘密的行为，如侵入、搜查、监视、窃听、偷拍、非法披露等。（注：隐私权的法律概念起源于1890年，美国两位律师路易斯·布兰蒂斯和萨莫尔·华伦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著名论文“隐私权”，最早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指出：“保护个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或情感的产物之原则，是为隐私权”，新闻传播有时侵犯了“个人私生活的神圣界限”，认为上述权利是宪法规定的人所共享的自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文明教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会认识到它的价值，进而才会珍视它。此后，另一位学者埃·威斯汀称隐私权为“不受旁人干涉搅扰的权利”，“在一个限定的私人活动范围内，不受他人和群体的拘束”。从此，隐私权的理论受到广泛的重视。1902年，纽约州法院审理的罗伯森诉罗切斯特折叠箱公司案，是第一个隐私权案例。1903年，美国纽约州通过法律，确认了隐私权，但只保护姓名和肖像的使用权。1905年，乔治亚州高等法院在判例中确认当事人享有隐私权。）
　　根据美国及仿效美国的有些国家和地区关于隐私权的判例，学者总结侵犯隐私权的行为有下列几种类型（注：参见李仁玉：《比较侵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A.滥用(appropriation)。被告为了某种利益使用别人的名字和照片。这里所指的某种利益，大多数法院认为是经济利益。一般认为，人的名字或照片与广告相联系就属于有价财产，未经本人同意加以使用就属于侵权。B.干扰(intrusion)。是指窃听他人的电话，闯入他人的房间，偷看他人的信件，非法搜查他人的口袋，对他人进行非法盯梢、监视等等。C.公开披露他人的隐私(pu-blic  disclosure  of  private  facts)。在美国，个人私生活的秘密受法律保护，公开披露他人的私生活，即使所披露的情况属实，亦构成侵权。D.当众制造假象(false  light  in  the  public  eye)。这主要是指利用他人的名字或照片，以使公众对该人有一种歪曲的印象。
　　英国法律尚未把隐私权作为独立的人格权，对隐私权的保护是间接的，一般通过适用有关妨害名誉、侵犯财产权、违反信托或默示契约的规定救济。英联邦国家的学术组织和社会团体已呼吁加强对隐私权的保护。
　　(3)精神折磨(Emotion  distress)，指故意或者过失致他人蒙受精神上的痛苦，常见的行为有咒骂、侮辱、误传亲人噩耗等。（注：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428页。）
　　在英美法系的传统中，以上这些分类实际上是各种诉讼名称的集合，这些诉讼名称代表着各种被指控的致害原因，而不意味着对侵权行为的严格分类。“英美、香港法不采用像日本法、中国法那样分开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这样的二分法。‘英美法作为关于各个类型的侵权行为的准则的总体存在’。”（注：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小口彦太，“日本、中国、香港侵权行为法比较”，《法学家》97年第5期。）
　　由于英美法系是通过具体的诉讼确认人格权，而传统的判例法规定的民事侵害种类有限，原告提起的侵权诉讼能否被受理，关键是看原告人是否有相应的诉讼名称。如果没有，除非法官愿意给它另起一个名称，则该损害便是一个“于法无可救济的损害”(damnum  absqueinjuria)。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描绘的：“一套放文件的夹子，每个夹子有一个名称。法院必须把被告的作为或不作为归入适当的文件夹子，然后予以审理并作出赔偿判决。”（注：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5th  ed.Vol.18,P.523，转引自王家福前注[8]引书，第427页。）如果受到的侵害不属于任何种类，就无法获得救济。为解决此问题，主要靠法律的伸缩性，法官尽量伸展侵权种类的适用范围，将各种侵害行为纳入其中，使受害人获得救济。例如英国法律不承认独立的隐私权，但可以将之纳入侵害名誉的范畴进行诉讼。对于这种诉讼，丹宁勋爵形象地称之为“寄生的”的诉讼：“有一些损害，如果独立起诉，将无法得到补偿，如果附着于其他诉讼请求赔偿，或许可以得到补偿。我们称之为‘寄生的’诉讼，因为像寄生物学上的寄生虫，它们不能独立存在，为维护其生命及营养，它们不得不依赖于其他生物……”（注：Spartan  Steel  and  Alloys,Ltd.v.Martin一案的判词，转引自王利明、杨立新主编：《人格权与新闻侵权》，第402页。）
　　如此看来，从理论上界定人格权的范围或侵犯人格权的侵权行为远不如在实践中不断扩展其外延和内涵更有效率。正象英国学者弥尔斯(Miles)所讲：“概而言之，没有抽象的英国侵权法，只有具体的英国侵权法，即，一揽子可依一定条件对之提起诉讼的作为或不作为。任何加以进一步概括的尝试，不管按纯理论的观点看来是怎样地饶有趣味，要拿来作为实践的指南都是极不可靠的。”（注：Miles,Digest  of  English  Civil  Law,1910,Book  Ⅱ，转引自王家福，见前注[8]，第412页。）
　　二、人格权——不胜枚举的权利还是可列举的权利
　　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具有密切的关系。根据民法保护的各种权利的属性，我们认为：物权属于法定权利；债权主要属于约定权利；（注：这里主要指合同之债。）人身权属于天赋权利。
　　法定权利当然是由法律进行罗列自不待言（可列举的权利）；约定权利是理性人事先协议的结果，理性人的自由意志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效力，（注：《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缔结的合同，在缔约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可以说债权也是可列举的权利。但与生俱来的人格权是否可以通过法律或者当事人的意志来列举？我们认为，在未受到侵犯时，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终究享有多少人格权，一但受到侵犯，方感到痛苦

或不安。这时受害人所受到的侵犯能否得到法律的救济，如果取决于法律的具体列举，很有可能将某些权利排除在外。比如对隐私权的侵犯，我国《民法通则》未明确列举，在实践中经常适用关于名誉权的具体规定。可实际上，名誉权与隐私权有着各自不同的含义：一般说来，名誉权是民事主体对自己人格的社会评价享有利益而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隐私权则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享有利益而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窥探、搜集、利用和公开的权利。二者有时会发生重合，比如对他人隐私的利用或公开致使受害人的社会评价受到影响，从而造成了对其名誉权的侵犯；但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二者都会发生重合，尤其是当侵犯了隐私权但并未致使受害人的社会评价受影响时，法律是否应当对受害人进行救济。如果法律将人格权视为可列举的权利，既然法律无列举，自然就不应当给予救济；如果法律将人格权视为不胜枚举的权利，就应当按照法律的一般原则对受害人给予救济。
　　关于权利的可列举性和不胜枚举性问题，美国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教授曾应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评论》编辑的邀请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虽然他是针对宪法权利，但他的见解以及他不同意的相关意见对我们研究人格权很有意义。
　　德沃金教授从美国宪法中的人权法案开始他的分析：（注：参见《外国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人权法案的某些部分非常具体，如宪法第3条修正案禁止士兵在和平时期在民房驻扎（这是可列举的权利）；（注：括弧中的内容是本文作者的理解，下同。）其他诸如保护言论、出版和宗教自由的宪法第1条修正案则具有一定的抽象程度（接近不胜枚举的权利）。然而人权法案中的一些核心条款则是用最抽象的政治道德术语加以表述的。例如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平等”法律保护并强调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胜枚举的权利）。这些规定，不能仅理解为完全涉及程序问题，应认识到宪法条款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部分。可以认为，此人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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