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格权的民法保护

案要求政府对其统治下的每一臣民都予以平等的关怀和尊重，并要求政府不得侵犯其臣民的最基本的自由。正如一位杰出的法学家卡多佐法官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自由是“有秩自由”这一特定见解的核心所在。
　　通常人们认为人权法案提出了一种原则体系，在该体系中，有些原则非常具体，有些原则比较抽象，还有些原则近乎无限抽象。这些原则为由自由、平等的公民组成的社会构建了宪法的框架，而这个引人注目的宪法框架具有三大特征：(1)这种原则体系是综合性的，因为他提出了平等关怀和基本自由的规定，而这两点恰恰是我们这个政治文化中公民主张个人权利的两个主要依据。(2)既然自由和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复交叉的，那么人权法案这两条主要抽象的条款中的每一条款本身就是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综合性的特征。对平等的主张包含对自由的要求，相反也一样。(3)人权法案似乎赋予法官令人难以置信的权利。我们的法律文化坚持认为法官——最终为最高法院，对宪法的恰当解释具有最终发言权。既然这些重大的条款只是简明地规定政府对基本自由表示平等的关怀和尊重，他并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其基本含义和要求，那么这就轮到法官来宣布何为平等关怀的真正要求以及何为真正的基本自由。
　　基于以上认识，德沃金教授认为，宪法学者采用“不胜枚举的权利”作为一系列特定的得到承认的或者有争议的宪法权利的一种集合名词，它包括旅行权、结社权和隐私权，而且从隐私权中可以派生出堕胎权，如果有这样一种权利存在的话。如果人权法案仅列举对一个社会的平等关注和基本自由所必需的权利中的某些权利，而对其他这类权利只字不提，那么法官仅拥有实施这些实际列举权利的权力的见解是颇具争议的。
　　人们广泛地认为，在可列举的宪法权利和不胜枚举的宪法权利之间的区别中有一个重大的宪法问题，即法院是否和何时有权将宪法实际并未列举的权利作为真正的宪法权利加以实施的问题。德沃金对此问题不以为然，他说，我发现这个问题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假定的区别是毫无意义的。（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他认为这种区别无意义，并不意味着否认权利的不可枚举性。）例如某项法律规定，禁止在登机的手提行李中携带手枪、刀具或爆炸物品。假定机场官员将该法规理解为也禁止携带催泪毒气罐，其依据是该法规的基本结构和法规背后的明显立法意图是旨在禁止使用可能带上飞机并用于劫机或实施恐怖主义的武器。我们可以准确无误地说，催泪毒气罐并未明确列举在禁止名单中，而机场官员是否有权禁止名单中未列举的武器就是一个涉及合法性的问题。
　　德沃金展示了对于宪法的三种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平等保护条款创立了平等关怀和尊重的权利，从中可以推导出妇女享有反对性别歧视的权利；第二种主张认为宪法第1条修正案承认象征性抗议的权利，并由此导出个人享有焚烧国旗的权利；第三种主张认为正当程序保护对“有秩自由”至关重要的并包括隐私权在内的基本自由，并由此导出妇女享有堕胎的宪法权利。根据惯例，前二种主张是支持可列举的权利，反对性别歧视和焚烧国旗的权利是平等保护和象征性抗议权利的具体实施；第三种主张被认为是支持不胜枚举的权利，因为他所主张的权利被认为是与宪法文本关系不大或者相距甚远，顶多只能说是宪法文本含有这种思想的意思，而不能说这种主张已经在宪法文本中明确表述。
　　德沃金认为这种区别是不能得以确认的。没有人认为从“言论自由”中正好导出人们享有焚烧国旗的权利或人们并不享有焚烧国旗的权利；也没有人主张从“平等保护”中正好推导出排斥妇女从事某类工作的法律违反宪法或符合宪法。
　　也许从语义上理解或者用法律推理的方法证明“可列举和不胜枚举的宪法权利”之间的区别都不是很大，（注：即使认为宪法权利可列举，但法官的解释权几乎是无限的。）尤其是在判例法系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法官的功能扩展权利或限制权利。但在制定法系的国家和地区，由此论证公民人格权是可列举的权利还是不胜枚举的权利则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尤其在中国内地。这里的法律文化和政治文化中，“可列举的权利”和“不胜枚举的权利”之间的区别也许比英美法系学者想象得要大得多。以肖像权为例，民法通则规定，未经权利人同意，其他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他人的肖像。司法实践中，肖像权人对于非以营利为目的使用自己肖像的人主张权利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如果主张法律未规定的权利，如隐私权、信用权、贞操权等等更是难以想象。
　　具体那些权利可以列举（行政权利或权力），那些权利不胜枚举（自然人的人格权），在法学界充满了争议。但无论如何，随着社会的进步，大众传播媒体的发达，人格关系越来越复杂，人格权遭受侵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为了确保人们生活得自由、平等和尊严，民法上承认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个概念可以认为是对“不胜枚举的宪法权利”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个概念可以为遭受人格侵害但法律又没有明文列举受侵害的权利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救济。
　　三、一般人格权的含义、功能与内容
　　一般人格权，作为相对于具体人格权而言的一个概念，是指民事主体基于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全部内容的一般人格利益而享有的基本权利。（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第694页，人民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这种基本权利的具体化，便是具体的人格权。
　　一般人格权与各种具体的

人格权相比，具有如下法律特征：(1)主体的普遍性。在具体人格权中，有的权利为所有的民事主体共同享有，比如名誉权、自由权等；而有的权利则仅为自然人享有，法人和其他组织则不享有，比如生命权、健康权、肖像权等。一般人格权对所有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来说，都平等地享有。(2)权利客体的高度概括性。具体人格权的客体都具有独特性，如生命权、健康权的客体是人的生理活动的安全利益，肖像权的客体是人的专有标识的安全利益，名誉权的客体是社会评价、自尊、自爱的安全利益等。而一般人格权的客体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一般人格利益。(3)权利内容的不可枚举性（也可称为不完全确定性）。一般人格权的内容当然包括了所有的具体人格权，但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科学技术日益发达使得人们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人们之间磨擦、碰撞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人格利益将呈纷繁多彩的势态。这就要求人格权的边界不能象其他权利一样明确，而应当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所以，现行立法中规定的具体人格权所不能包含的内容都可以归在一般人格权的内容之中。正是因为这个特征，一般人格权为补充和完善具体人格权的立法不足提供切实可靠的法律依据。当人们遇到自己的人格利益遭到侵害但该人格利益又超出了具体人格权保护的范围时，可以依据关于一般人格权的法律规定，寻求法律上的救济。
　　在静态意义上，由于人格权属于不胜枚举的权利，所以制定法对具体人格权的列举不可能穷尽人格权所有的内容，它过死地限定了人格权的范围，使得本来是一个开放的、不胜枚举的人格权体系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可以列举的人格权体系。这在理论上是对人格权体系的一个反动，而且不利于对权利人的十足保护。鉴于此，一般人格权的产生便具有了逻辑上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一般人格权的理论分析似已充足，然而，法律不仅仅是一个纯理论的运作，它带有很强的实践性，“法律，特别是私法，在其所承担的一定范围内，对社会生活关系依法进行处理，换句话说，就是以最广泛意义的裁判作为其中心职能。”（注：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351页。）在裁判的意义上，理论尽管起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但它不可能构成问题的全部。从以裁判为中心的立场，进一步考察法律的基本问题，就是在对具体的生活关系进行法律的处理时，把现行的法律体系和具体的价值判断结合起来作为中心进一步考察。因此，在实践的层面上，如何确定一般人格权的存在合理性便成为我们思考的另一个切入点。
　　法学家温尼克勒博士在其《法律之价值观察及其界限》一书中曾说到：“法者，系由具体之生活经验所形成之一般形式，它负有规范一定之生活范围之任务。”（注：转引自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第1页。）实际上，制定法的任务只不过是把现实当中各种利益关系通过法的形式予以确定，它通过权利义务安排，规定人们之间行为的界限，从而使每个人都固守在自己的权利领域之内，且这种固守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支持，并因此达到一种和谐与稳定的秩序状态。另一方面

《论人格权的民法保护(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