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过程：从渐进主义到间断式平衡
行处理过程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有效机制。通常，对政治议题的讨论是被分散到一系列以议题为导向的政策子系统当中，这些子系统可能是由单一利益主导的，也可能处于若干利益竞争之中；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崩离析，也可能从其他政策子系统中独立出来。诸如铁三角、议题网络即是此类。子系统为政治系统并行处理同时发生的许多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机制（第158页）。子系统政治是平衡的政治、调适的政治，也是带来政策过程渐进变化特征的政治。尤其是当子系统被单一利益主导从而致使政策垄断出现时。政策垄断有明确的议题领域并有相对明确的政策图景——特征刻画与理解政策的方式——支撑，从而可以帮助子系统有效地减轻变迁的压力。因此，间断平衡理论将其视为一个负向消极反馈过程。
但是子系统政策垄断可以建构，也可能崩溃。当外在冲突升级而子系统又未能容纳并化解此冲突，广泛的政治动员会促使问题被重新界定，既有政策图景与议题管辖地将受到争议，新的参与者同时也是现状改变者会加入进来，这时子系统政策垄断就将面临崩溃，政策过程就会出现不稳定状态，这为大的间断改变创造了机会。因为子系统并行处理过程将中断，宏观政治的串行处理过程——以一次一个或最多一次几个问题加以连续处理——将会使那些被“点燃”的议题提升至较高层次的政策议程。“当一个政策到了宏观政治制度的串行处理过程之际，它便处于改变问题界定，并受到媒体和更多公众高度关注的环境之中。”（第185页）宏观政治是间断的政治，是包含竞争性政策图景、政治操纵的政治，也是将带来大规模变迁的政治。间断平衡理论将宏观政治过程视为一个正向反馈过程，正向反馈加剧了变革的冲动，它克服了惯性打破了原有状态（第162页）。
预算决策过程是在政治制度之下完成的，对决策过程间断式平衡特征的解读离不开制度这一分析基础。子系统政治表明，通过结构化决策情景，制度有助于将注意力聚焦于一个有限范围的备选方案中，使决策制定呈现“路径依赖”，进而保证政策过程的稳定性。与此同时，间断平衡理论认为，等级制度会导致间断在不同层级的传递过程中出现不对等。行政首长和议会都可以立刻将自上而下的预算变化传递到许多部门和机构。相比较之下，自下而上的间断变化则没有那么容易向上传递，这主要是由于子系统内并行处理过程的孤立性阻碍了子系统间的溢出效应。因此，等级组织底层比顶部更容易产生间断（第167页）。
三、间断平衡论面临的挑战
由于确认了非渐进性变化在预算过程中的存在及其意义，间断平衡理论比渐进预算理论走得更远，而以注意力为驱动、议程设置为基础的理论建构又使得对公共预算的考察与认知决策、政策过程研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间断平衡理论显然给公共预算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其在理论建构上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
直到21世纪初，间断平衡理论在解释性研究层面与理论模型建构方面都没有太大的突破。间断平衡模型的直觉是建立在对巨变与微变的观察基础上，预算变化分布的假设检验中所获得的经验性证据支持了这一直觉，但是对于为什么可以观察到此种模式却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而这种模式本身却悄然成为了理论依据（第146页）。早期研究过于偏重对间断平衡理论描述性预测的可信度的确认，而无暇顾及对间断式平衡的决策变迁背后因果机制的深度探究。鲍勃加特纳和琼斯的早期研究(1993)曾提出诸如正负反馈过程的相互作用等几种可能有效机制，琼斯等人的研究(1998)也曾表明诸如政党、经济和民意这样的对抗性假设并不能全然解释预算决策的间断，但间断平衡理论模型并没在此基础上取得更实质性进展。许多变量并未明确，既有变量与间断式平衡决策过程间的关系也并非完全清晰，且难以量化操作。在已展开的实证研究中，经验数据的非线性、非正态性、相互依存性和高度聚集性意味着清晰的因果关系链和准确的预测只有在某些时期的某些案例中才能够行得通。更为重要的是，已取得的理论成果既不能预测间断出现的时间和产生的结果，也无法在特定政策议题上做出明确指向的预测（第179页）。2003年，乔丹以及琼斯等人(Jones，SulkinandLarsen．2003)的研究开创了一个转折点。
在将间断平衡理论拓展到地方政府预算的研究中，乔丹开始尝试着回答哪些决策过程更有可能经历间断并推测间断的频率。在对不同预算功能和政策类型加以比较之后，乔丹发现：具有分配功能的预算支出类别通常相对稳定、间断频率较低，而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以及需要从更高层级政府获得大量资金支持的预算支出类别更容易产生重大变化，而且会在优先权排序中经历更为频繁的变化。这一结果与上述各类预算决策过程所包含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第345，357页）。乔丹对不同特征的预算决策过程所进行的比较研究表明，在间断平衡框架内通过子样本比较来进行假设检验是可行的。
琼斯等人的研究则提供了另外一条假设检验路径，通过引入“体制性摩擦(institutionalfriction)”这一核心概念来解析导致组织决策制定过程具有间断式平衡特征的因素。该研究指出，政治制度将诸如变更的偏好、新的参与者、新信息或者对己有用的信息的突然关注这样一些形式的投入转化为政策产出的过程是有成本的。琼斯等人提炼出了四个方面的成本，分别是信息成本、认知成本、决策成本和交易成本。当政治制度增加了投入转化成产出这一过程的成本时，体制性摩擦就会增加。所有的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包含有体制性摩擦。政治制度的“摩擦”不会产生一致的“僵局(gridlock)”，而是会导致长期的停滞与巨大的政策间断（第151，152，154页）。体制性摩擦理论将间断式平衡的讨论与相对成熟的交易费用、组织决策制定和有限理性研究联系起来，这为间断平衡理论框架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也必须看到，沿着政策过程路线对组织过程的排序并没有很好地与体制性摩擦联系起来，同时，在没有整合各摩擦要素并对其如何影响决策加以模型化之前，很多分析依然只能泛泛而论。是什么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是什么导致信息成本的降低、各种成本之间是如何互相作用又如何被取舍的、特定成本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等等，都是理论发展所必须进一步予以认真回答的问题（第142，146页）。
在间断式平衡决策变迁因果机制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推动了间断平衡理论框架在比较研究中的运用——“间断平衡理论假设对不同国家政府产出的研究将会呈现出某些共性，这些共性与复杂社会环境 《预算过程：从渐进主义到间断式平衡(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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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子系统政策垄断可以建构，也可能崩溃。当外在冲突升级而子系统又未能容纳并化解此冲突，广泛的政治动员会促使问题被重新界定，既有政策图景与议题管辖地将受到争议，新的参与者同时也是现状改变者会加入进来，这时子系统政策垄断就将面临崩溃，政策过程就会出现不稳定状态，这为大的间断改变创造了机会。因为子系统并行处理过程将中断，宏观政治的串行处理过程——以一次一个或最多一次几个问题加以连续处理——将会使那些被“点燃”的议题提升至较高层次的政策议程。“当一个政策到了宏观政治制度的串行处理过程之际，它便处于改变问题界定，并受到媒体和更多公众高度关注的环境之中。”（第185页）宏观政治是间断的政治，是包含竞争性政策图景、政治操纵的政治，也是将带来大规模变迁的政治。间断平衡理论将宏观政治过程视为一个正向反馈过程，正向反馈加剧了变革的冲动，它克服了惯性打破了原有状态（第162页）。
预算决策过程是在政治制度之下完成的，对决策过程间断式平衡特征的解读离不开制度这一分析基础。子系统政治表明，通过结构化决策情景，制度有助于将注意力聚焦于一个有限范围的备选方案中，使决策制定呈现“路径依赖”，进而保证政策过程的稳定性。与此同时，间断平衡理论认为，等级制度会导致间断在不同层级的传递过程中出现不对等。行政首长和议会都可以立刻将自上而下的预算变化传递到许多部门和机构。相比较之下，自下而上的间断变化则没有那么容易向上传递，这主要是由于子系统内并行处理过程的孤立性阻碍了子系统间的溢出效应。因此，等级组织底层比顶部更容易产生间断（第167页）。
三、间断平衡论面临的挑战
由于确认了非渐进性变化在预算过程中的存在及其意义，间断平衡理论比渐进预算理论走得更远，而以注意力为驱动、议程设置为基础的理论建构又使得对公共预算的考察与认知决策、政策过程研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间断平衡理论显然给公共预算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其在理论建构上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
直到21世纪初，间断平衡理论在解释性研究层面与理论模型建构方面都没有太大的突破。间断平衡模型的直觉是建立在对巨变与微变的观察基础上，预算变化分布的假设检验中所获得的经验性证据支持了这一直觉，但是对于为什么可以观察到此种模式却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而这种模式本身却悄然成为了理论依据（第146页）。早期研究过于偏重对间断平衡理论描述性预测的可信度的确认，而无暇顾及对间断式平衡的决策变迁背后因果机制的深度探究。鲍勃加特纳和琼斯的早期研究(1993)曾提出诸如正负反馈过程的相互作用等几种可能有效机制，琼斯等人的研究(1998)也曾表明诸如政党、经济和民意这样的对抗性假设并不能全然解释预算决策的间断，但间断平衡理论模型并没在此基础上取得更实质性进展。许多变量并未明确，既有变量与间断式平衡决策过程间的关系也并非完全清晰，且难以量化操作。在已展开的实证研究中，经验数据的非线性、非正态性、相互依存性和高度聚集性意味着清晰的因果关系链和准确的预测只有在某些时期的某些案例中才能够行得通。更为重要的是，已取得的理论成果既不能预测间断出现的时间和产生的结果，也无法在特定政策议题上做出明确指向的预测（第179页）。2003年，乔丹以及琼斯等人(Jones，SulkinandLarsen．2003)的研究开创了一个转折点。
在将间断平衡理论拓展到地方政府预算的研究中，乔丹开始尝试着回答哪些决策过程更有可能经历间断并推测间断的频率。在对不同预算功能和政策类型加以比较之后，乔丹发现：具有分配功能的预算支出类别通常相对稳定、间断频率较低，而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以及需要从更高层级政府获得大量资金支持的预算支出类别更容易产生重大变化，而且会在优先权排序中经历更为频繁的变化。这一结果与上述各类预算决策过程所包含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第345，357页）。乔丹对不同特征的预算决策过程所进行的比较研究表明，在间断平衡框架内通过子样本比较来进行假设检验是可行的。
琼斯等人的研究则提供了另外一条假设检验路径，通过引入“体制性摩擦(institutionalfriction)”这一核心概念来解析导致组织决策制定过程具有间断式平衡特征的因素。该研究指出，政治制度将诸如变更的偏好、新的参与者、新信息或者对己有用的信息的突然关注这样一些形式的投入转化为政策产出的过程是有成本的。琼斯等人提炼出了四个方面的成本，分别是信息成本、认知成本、决策成本和交易成本。当政治制度增加了投入转化成产出这一过程的成本时，体制性摩擦就会增加。所有的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包含有体制性摩擦。政治制度的“摩擦”不会产生一致的“僵局(gridlock)”，而是会导致长期的停滞与巨大的政策间断（第151，152，154页）。体制性摩擦理论将间断式平衡的讨论与相对成熟的交易费用、组织决策制定和有限理性研究联系起来，这为间断平衡理论框架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也必须看到，沿着政策过程路线对组织过程的排序并没有很好地与体制性摩擦联系起来，同时，在没有整合各摩擦要素并对其如何影响决策加以模型化之前，很多分析依然只能泛泛而论。是什么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是什么导致信息成本的降低、各种成本之间是如何互相作用又如何被取舍的、特定成本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等等，都是理论发展所必须进一步予以认真回答的问题（第142，146页）。
在间断式平衡决策变迁因果机制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推动了间断平衡理论框架在比较研究中的运用——“间断平衡理论假设对不同国家政府产出的研究将会呈现出某些共性，这些共性与复杂社会环境 《预算过程：从渐进主义到间断式平衡(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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