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事变更原则研究以大陆法为主的比较考察及对我国理论构成的尝试
成发挥了一定作用的前提观念。“客观的行为基础”，指作为合同的客观基础，是为了实现合同的客观目的而在逻辑上必须存在的全部情事。因而，“客观的行为基础”指的是当事人在达成合同时并未存在于其头脑中的情事。（注：参见前引[4]，〔德〕Karl Larenz书，第29页。）其结果是，行为基础丧失理论被适用于所有的情事变更，而不论当事人在达成合同时是否在头脑中意识到了这些情事。（注：Cf.Wemer F Ebke and Bettina M Steinhauer,The Doctrine of Good Faith in German Contract Law,in Good Faith and Fault in Contract Law,ed.by Jack Beatson and Daniel Friedmann,(1995),171,184.）
在拉伦茨看来，主观的行为基础是动机发生过程(Motivationsprozess)的构成部分，因而，对主观行为基础在法律上的把握，是与动机错误的理论以及“意思欠缺”的理论相关联的。与此相对，客观的行为基础是与合同目的以及合同双方当事人全体的意图是否实现相关联的，从而，对于客观行为基础的处理是与主观不能、后发的客观不能以及目的达到的理论相关联的。（注：从比较法来看，这种区别在英国法上是特别明了的，在英国法上，拉伦茨所谓的主观的行为基础的诸事例是被作为共同错误(common mistake)的事例处理的；另一方面，客观的行为基础消灭的诸事例，与后发的履行不能的事例一同，被以“合同基础”(basis of contract)的消灭的观点加以把握。另外，在奥、瑞两国的理论或者法律上亦有与拉伦茨的此一分类方法的相似之处。参见前引[4]，〔德〕Karl Larenz书，第30页。）主观的行为基础丧失方面所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共同的“动机错误”。（注：此所谓共同的动机错误，其典型的案型为：(1)双方当事人对于共同认定的计算基础、和解基础发生错误；(2)双方当事人对于据以签约的事件，或对于决定将来给付的情事或关系的持续不变，发生错误的期待等。）客观的行为基础丧失，主要发生在两种场合，一是所谓“等价关系的破坏”（Aequivalenzstoerung，或作“对价关系障碍”）场合，另一则是“目的不达”(Zweckvereitelung)场合。（注：参见前引[18]，〔日〕椿寿夫、右近健男书，第33页。）
拉伦茨的修正法律行为基础说一经提出，便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而成为德国目前的通说。但在主观基础与客观基础之划分标准上，受到严厉的批评。（注：不同意拉伦茨的修正法律行为基础说者，如学者莱曼(Lehmann)认为，严格划分主观与客观法律行为基础实际上并不可行，故将二者合并观察，出“联合公式”，认为“所谓法律行为基础丧失，乃指契约当事人于签约，如曾考虑到某种情事之不确定性，则该契约之相对人，依诚实信用原则并兼顾契约之目的，必曾以该情事之存在为契约效力发生之前提，或公平而言应该以之为契约效力发生之前提者。”又如学者费肯歇(Fikentscher)认为，情事变更原则问题即为合同危险问题，因此基本上一旦问题发生，即应当先考虑各种债之中，有关危险负担的任意规定，经由直接或类推适用此类规定，应当可处理大部分情事变更原则问题，无
80年代以来，德国学者越发认识到，情事变更原则问题乃是合同的实质公平问题，随着合同法的伦理化及形式主义合同概念的扬弃，使情事变更原则愈益增加其重要意义。主张彻底改变民法典立法精神，直接以“实质的合同概念”作为处理情事变更问题的理论依据。在方法上突破概念法学的限制，有效运用“判例拘束”方式，创设在法律行为基础概念之下可以作为裁判依据的规范。经此派学者修正，法律行为基础成为处理情事变更问题的概括性上位概念，在此概念之下，以“对等性原则”及“无期待可能性原则”为事实上的决定标准，并根据无期待可能性的程度，决定法律效果为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47页以下。）
法律行为基础学说提出后，经过法院判例反复引用，形成一项具有一定功能与内涵的新兴法律制度，称为“法律行为基础制度”。一战以后的实践证明，该制度是用来处理经济及社会情况剧变问题的有效制度，是用来排除因情事变更所发生的不公平后果的普遍准则，并成为打破契约严守原则的途径之一。（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52页。）此项制度虽形成于灾变时期，然其运用却不限于灾变时期，尤其对于社会环境瞬息万变的现今时代，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律制度。
（三）法国的“不预见理论”(théorie de l'imprévision)
如果合同缔结之时未曾预料到的新的事态发生，则对合同是应当严格强调其强制力而要求当事人严格履行抑或应当允许当事人以此为由主张合同的变更呢？对此问题在法国有不同的看法。原来法国法院坚持契约严守；而反对的见解则认为应肯定合同变更的可能性，此类理论便被称为“不预见理论”。
目前在法国法上，行政法院对于“行政合同”(contrat administratif)一般肯定了不预见理论的适用，这被认为是行政合同的一个特色。而与此相反，对于民事合同，司法法院基于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严格地维持合同的强制力原理，原则上并不肯认情事变更之主张。这一立场，自法国破毁院1876年3月6日判决(canal de Craponne事件）以来，迄未变更。（注：参见〔日〕山口俊夫：《法国债权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第65页。有关法国破毁院“卡波纳运河事件”案的中文介绍，可参见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
在法国学说上，肯定“不预见理论”的学者认为，合同乃应予诚实履行的事物，肯定情事变更之主张，合乎正义衡平的要求。针对此类见解，反对的学者认为，允许因事件的发生而变更合同者惟限于构成不可抗力之场合，债务人的负担纵然过大亦须履行合同，此乃合同制度的本质使然。如果根据衡平或者正义之类的一般概念而认有合同拘束力的例外，则必然害及交易的安全。两派观点在早些年争论比较激烈，现在这种争论已趋于平静，有力说基本上一致支持判例的立场。另一方面，此派学说认为，在发生的新的事态超出了当事人合同经济的范畴，而涉及社会的一般利益之场合，对于合同关系作系统的变更，这并不是法官的任务，而是立法者的任务。（注：参见前引[35]，〔日〕山口俊夫书，第65-66页。）
实际上，在因事态的发生而需要系统地变更合同关系之场合，法国的立法者到目前为止已通过一连串的措施加以介入，这也是使学说上有关“不预见理论”之争论趋于平静的重要原因。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世界大战后，法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变更租金或者租赁期间的法律、变更转让营业财产的价格的法律、增加终身定期金的法律等。而且，也通过一些立法措施，肯定法官通 《情事变更原则研究以大陆法为主的比较考察及对我国理论构成的尝试(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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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伦茨看来，主观的行为基础是动机发生过程(Motivationsprozess)的构成部分，因而，对主观行为基础在法律上的把握，是与动机错误的理论以及“意思欠缺”的理论相关联的。与此相对，客观的行为基础是与合同目的以及合同双方当事人全体的意图是否实现相关联的，从而，对于客观行为基础的处理是与主观不能、后发的客观不能以及目的达到的理论相关联的。（注：从比较法来看，这种区别在英国法上是特别明了的，在英国法上，拉伦茨所谓的主观的行为基础的诸事例是被作为共同错误(common mistake)的事例处理的；另一方面，客观的行为基础消灭的诸事例，与后发的履行不能的事例一同，被以“合同基础”(basis of contract)的消灭的观点加以把握。另外，在奥、瑞两国的理论或者法律上亦有与拉伦茨的此一分类方法的相似之处。参见前引[4]，〔德〕Karl Larenz书，第30页。）主观的行为基础丧失方面所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共同的“动机错误”。（注：此所谓共同的动机错误，其典型的案型为：(1)双方当事人对于共同认定的计算基础、和解基础发生错误；(2)双方当事人对于据以签约的事件，或对于决定将来给付的情事或关系的持续不变，发生错误的期待等。）客观的行为基础丧失，主要发生在两种场合，一是所谓“等价关系的破坏”（Aequivalenzstoerung，或作“对价关系障碍”）场合，另一则是“目的不达”(Zweckvereitelung)场合。（注：参见前引[18]，〔日〕椿寿夫、右近健男书，第33页。）
拉伦茨的修正法律行为基础说一经提出，便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而成为德国目前的通说。但在主观基础与客观基础之划分标准上，受到严厉的批评。（注：不同意拉伦茨的修正法律行为基础说者，如学者莱曼(Lehmann)认为，严格划分主观与客观法律行为基础实际上并不可行，故将二者合并观察，出“联合公式”，认为“所谓法律行为基础丧失，乃指契约当事人于签约，如曾考虑到某种情事之不确定性，则该契约之相对人，依诚实信用原则并兼顾契约之目的，必曾以该情事之存在为契约效力发生之前提，或公平而言应该以之为契约效力发生之前提者。”又如学者费肯歇(Fikentscher)认为，情事变更原则问题即为合同危险问题，因此基本上一旦问题发生，即应当先考虑各种债之中，有关危险负担的任意规定，经由直接或类推适用此类规定，应当可处理大部分情事变更原则问题，无
法解决的，始可考虑较一般化的观点，称为“信赖基础”，是为信赖基础说。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45-47页；前引[4]，〔德〕Karl Larenz书，第25页。）
80年代以来，德国学者越发认识到，情事变更原则问题乃是合同的实质公平问题，随着合同法的伦理化及形式主义合同概念的扬弃，使情事变更原则愈益增加其重要意义。主张彻底改变民法典立法精神，直接以“实质的合同概念”作为处理情事变更问题的理论依据。在方法上突破概念法学的限制，有效运用“判例拘束”方式，创设在法律行为基础概念之下可以作为裁判依据的规范。经此派学者修正，法律行为基础成为处理情事变更问题的概括性上位概念，在此概念之下，以“对等性原则”及“无期待可能性原则”为事实上的决定标准，并根据无期待可能性的程度，决定法律效果为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47页以下。）
法律行为基础学说提出后，经过法院判例反复引用，形成一项具有一定功能与内涵的新兴法律制度，称为“法律行为基础制度”。一战以后的实践证明，该制度是用来处理经济及社会情况剧变问题的有效制度，是用来排除因情事变更所发生的不公平后果的普遍准则，并成为打破契约严守原则的途径之一。（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52页。）此项制度虽形成于灾变时期，然其运用却不限于灾变时期，尤其对于社会环境瞬息万变的现今时代，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律制度。
（三）法国的“不预见理论”(théorie de l'imprévision)
如果合同缔结之时未曾预料到的新的事态发生，则对合同是应当严格强调其强制力而要求当事人严格履行抑或应当允许当事人以此为由主张合同的变更呢？对此问题在法国有不同的看法。原来法国法院坚持契约严守；而反对的见解则认为应肯定合同变更的可能性，此类理论便被称为“不预见理论”。
目前在法国法上，行政法院对于“行政合同”(contrat administratif)一般肯定了不预见理论的适用，这被认为是行政合同的一个特色。而与此相反，对于民事合同，司法法院基于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严格地维持合同的强制力原理，原则上并不肯认情事变更之主张。这一立场，自法国破毁院1876年3月6日判决(canal de Craponne事件）以来，迄未变更。（注：参见〔日〕山口俊夫：《法国债权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第65页。有关法国破毁院“卡波纳运河事件”案的中文介绍，可参见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
在法国学说上，肯定“不预见理论”的学者认为，合同乃应予诚实履行的事物，肯定情事变更之主张，合乎正义衡平的要求。针对此类见解，反对的学者认为，允许因事件的发生而变更合同者惟限于构成不可抗力之场合，债务人的负担纵然过大亦须履行合同，此乃合同制度的本质使然。如果根据衡平或者正义之类的一般概念而认有合同拘束力的例外，则必然害及交易的安全。两派观点在早些年争论比较激烈，现在这种争论已趋于平静，有力说基本上一致支持判例的立场。另一方面，此派学说认为，在发生的新的事态超出了当事人合同经济的范畴，而涉及社会的一般利益之场合，对于合同关系作系统的变更，这并不是法官的任务，而是立法者的任务。（注：参见前引[35]，〔日〕山口俊夫书，第65-66页。）
实际上，在因事态的发生而需要系统地变更合同关系之场合，法国的立法者到目前为止已通过一连串的措施加以介入，这也是使学说上有关“不预见理论”之争论趋于平静的重要原因。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世界大战后，法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变更租金或者租赁期间的法律、变更转让营业财产的价格的法律、增加终身定期金的法律等。而且，也通过一些立法措施，肯定法官通 《情事变更原则研究以大陆法为主的比较考察及对我国理论构成的尝试(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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