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事变更原则研究以大陆法为主的比较考察及对我国理论构成的尝试

法典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文，1999年10月），第365页以下。）
　　三、我国法引入“情事变更原则”的障碍及其排除
　　从合同法草案的讨论过程反映出来，情事变更原则引入我国法的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方面的障碍，一是操作方面的障碍。
　　（一）理论方面
　　情事变更原则最终从草案中删除，原因固然复杂，但起草过程中对于该原则在理论存在的诸多模糊认识，无疑是一个致命原因。比如立法机关的负责官员即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适用情事变更制度，国际上尚无较为成熟的经验，在和平建设时期，真正适用情事变更制度是极个别的事例。（注：参见王胜明：“从合同法的草案到审议通过”，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重要草稿介绍》，法律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28-229页。）这种认识颇具普遍性，人们一提到情事变更原则，往往想到的是战争、通货膨胀或者经济危机，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对策。殊不知诸如战争及社会动荡，仅为情事变更之荦荦大者，正如德国学者所见，情事变

更原则问题，不是因为战乱而发生的问题，而是法律行为理论本身，未考虑环境因素，所造成的结果；除上述荦荦大端之情事外，随着国家公权力对经济生活影响的增强，科技以及交易形态的发展日新月异，合同的履行难免受到国家经济政策、经济计划、甚至技术更新、交易方式改变的影响。因此，德国法学界对于情事变更原则问题的讨论，不仅未因世界大战及经济恐慌结束而匿迹，反而日趋蓬勃。（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335页。）这些观念上存在的误解，非通过加深理论研究而不能根本消除。本文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只拟对此作一些探索尝试。
　　情事变更原则如要在我国法上确立其地位，总的说来，理论上需要处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可称为外部问题，即情事变更制度与周边法律制度的关系，特别是履行障碍法诸制度在功能上的分工、协调与配合问题，这点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其二则可称为是内部问题，即情事变更原则所要处理的件案的类型化问题、适用该制度的构成要件问题以及法律效果问题。此处先讨论情事变更原则的外部问题。
　　1.严格责任对情事变更的影响
　　在我国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中，并未讨论严格责任与情事变更的关系问题，甚至对此没有问题意识，当然严格责任也就算不上是情事变更原则立法化的障碍了。不过，严格责任与情事变更的关系，作为一个展开理论讨论的基础，是不应当予以忽视的。
　　在以德国为典型代表的大陆法系的理论中，情事变更原则问题是在其债法从整体上采过错责任原则的框架中展开的，这样，债务不履行责任是否构成，要受到过错有无之要件的限制。我国《合同法》在整体上采纳了英美合同法的严格责任原则，这样，大陆法理论上所谓的“通常事变”即要由债务人负责，扩大了违约责任得以发生的入口。（注：参见韩世远：《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以下。）而发生违约责任的场合并没有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余地。这样，情事变更原则的作用领域便由此而受到了挤压，对此不能不予以注意。另一方面，在我国学者通说上，情事变更的构成要件之一要求“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以此为前提，“情事变更原则”如欲确立自己的作用领域，就免不了要与违约责任在“通常事变”范围内“争地盘”了。
　　2.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
　　在我国合同法上，一般的法定免责事由仅为不可抗力（《合同法》第117条），除此之外，依严格责任原则，通常均要承担违约责任。这样，责任与免责构成了一个周延的框架，似乎并没有情事变更原则发挥作用的领域。形成这一幻像的原因恰在于《合同法》没有肯定情事变更原则，使得我国合同法上的严格责任比英美法上的严格责任更为严厉，因为英美合同法在普遍奉行严格责任的同时，也还承认“合同落空”制度，于若干特别场合对当事人以为补救，限制违约责任的发生。笔者以为，我们应当确立如下观念：在违约责任与免责之外，尚有因合同变更或解除而不构成违约责任的领域，这一领域在时间维度上是在违约责任与免责之间的，（注：由于情事变更属于“责任不构成”范畴，居于违约责任的“上游”，因而在我国合同法上可能发生的情事变更与违约责任的地盘之争中，情事变更有先行“截留”的优势，只有在当事人不主张情事变更时，始可能轮到责任是否构成之考察。）情事变更原则正是在该领域中发挥作用的。那么，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的关系如何呢？
　　反对合同法规定情事变更原则的见解认为，所谓情事变更被不可抗力包含，既已规定不可抗力，就没有再规定情事变更的必要。（注：参见前引[1]，梁慧星书，第192页。梁慧星先生是极力反对这一观点的。）
　　其实，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制度，两者的区别在于：(1)两者虽均构成履行障碍，但程度不同，不可抗力已构成履行不能，而情事变更未达到履行不能的程度，仍属于可能履行，只是其履行极为困难并导致显失公平。(2)不可抗力属于确定概念，民法通则第153条规定了不可抗力的定义，而情事变更属于不确定概念，法律上无法规定其定义。(3)不可抗力属于法定免责事由，当事人只要举证证明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履行不能，即可获得免责，法庭或仲裁庭对于是否免责无裁量余地；情事变更不是法定免责事由，其本质是使当事人享有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请求权，而同时授予法庭或仲裁庭公平裁量权。(4)不可抗力的效力系当然发生，情事变更的效力非当然发生，是否构成情事变更、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及是否免责，须取决于法庭或仲裁庭的裁量。（注：参见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192页。）
　　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既属不同，那么两者能否同时发生进而出现规范竞合现象呢？当然，如果按照不可抗力规范的对象是后发的履行不能，情事变更规范的对象是履行极为困难并导致显失公平，则答案是否定的。有观点认为，不论是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抑或是其他事件，只要其具有不可预见性、不可克服性或不可控制性，则都可能发生情事变更的效果。在合同实务中可能存在某种既可视为情事变更又可视为不可抗力的情形。若是发生了此种情形，则应当由受到这些事件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决定采用何种救济措施。如果其主张不可抗力，其目的在于使其不履行获得免责；如果其寻求情事变更，则应当首先以重新就合同条款进行协商或谈判为目的，以便允许合同经修改某些条款后继续存在。（注：参见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上）（王闯执笔），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第274页。）此一见解如欲成立，首先须解决一前提障碍：情事变更是否仅限于履行困难？换言之，履行不能可否构成情事变更？其实，这一问题最终是一个如何理解履行不能的问题，特别是有些履行困难能否视为履行不能的问题。传统见解认为，种类之债惟于所有相同种类的物均告灭失，始构成履行不能；后来的发展表明，这种严格的形式主义的理解过于不近人情，于是在德国的司法裁判上，这种理解均被修正，履行不能或给付不能在解释上均被扩张，基本上认为，只要相同种类之物在当时的市场上难以买到，就可以认定为履行不能。（注：比如德国帝国法院在“棉花子面粉案”(RGZ  57,116[1904]）中曾指出：即使是民法第279条，亦不得如此扩张解释，认为仅于所有同种类之标的物完全灭失时，债务人始得免责。对于第279条的正确解释，乃不仅于所有同种类的标的物全部灭失，而是取得同种类的标的物变得十分困难，以致依人情之常无法期待任何人做到时，即为种类之债的履行不能。并认为，如果市面上尚能取得该种种类物品时，则出卖人仍须履行。出卖人须彻底询问，但不须问遍国内外市场；须出较高的代价，甚至自第三人转买；但已交付第三人的货品，即非所谓市面上的货品。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103-104页。然台湾司法实务固守传统见解，彭凤至女士对此亦有批评。）我们也应当接受这种见解，这不仅关系到不可抗力的适用范围问题，同样也关系到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能否同时发生的问题，笔者在此问题上持肯定见解，并认为上引见解的结论值得赞同，惟其理由尚有进一步发掘的必要。笔者以为，由于在我国《合同法》上，不可抗力虽属于法定免责事由，却并不导致合同关系当然消灭，仅在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场合（《合同法》第94条第1项）发生法定解除权，此时双方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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