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与最低资本额安排

ut  Kohl教授的解释，与美国学　者Mark  Roe教授所提醒的，恰成呼应：路径依赖，它是一个“大的伤疤”，并非给我们　提供一剂直接的政策良方。它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并富有价值地暗示，法律变革是　根置于固有的背景框架之中，受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既有发展和效果的约束。路径依赖　解释了为什么理论上的次优方案对当今现实而言为最佳，因为选择理论上最优选择的变　革，成本过于高昂。(注：Mark  J.Roe,Chaos  and  Evolution  in  Law  and  Economics,1　09  Harv.L.Rev.641,641(1996).)
　　上述域外规制模式，尽管存在迥然相异的安排，但道出了一个共识的定律：最低资本　额规则的设计，与其他保护债权人的机制的成熟与可操作，成负相关关联。换言之，在　一个没有担保和责任保险机制可以“做大信用”，在一个欠缺公司治理结构可以“确保　信用”，在一个没有完善的会计制度可以“记载信用”，在一个欠缺披露机制可以“传　输信用”，在一个没有公正信用机构可以“评估信用”，在一个计划经济环境下欠缺“　珍视信用”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背景下，立法者强化最低资本额安排，采纳次优安　排，则只能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或临时的举措。反之，当一个国家的制定法与司法，已经　成熟地配置了“做大信用”的担保与责任机制，“确保信用”的公司治理机制，“记载　信用”的会计机制，“传输信用”的披露机制，“评估信用”的信用机构，由此培育了　“珍视信用”的社会氛围，那么，立法者弱化最低资本额设计，并采纳最优选择，则是　一个水到渠成的现实。
　　　　　　三、待解的追问
　　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规则安排，究竟如何选择?是基于路径依赖的解释力量，选择　现实的次优方案，从而避免巨大公司变革附带的高额成本，还是为了避免将来更大的成　本损失，而现今作出最优的抉择。这，实在是一个立法的两难。
　　本文并非旨在给出一个问题的解答，而仅是试图寻求问题的根本原理。最后，笔者以　美国公司治理规则报告人之一Eisenberg教授在《公司法的现代化—献给Bill  Cary》(1　983年)一文中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
　　美国公司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商业机器，而公司法则是这一机器赖以维系的重要的子系　统之一。这一子系统的某些零件已经破损而须替换。现代化往往意味着当前的成本支出　，但毫无疑问，这一成本远比因过时制度所引发的未来成本要小得多。(注：MelvinAron  Eisenberg,Eighth  Annual  De  Hirsch  Meyer  Lecture  Series:ALI  CorporateGovemance  Project:Article:Keynote  Address:The  Modernization  of  Corporate  Law　:An  Essay  for  Bill  Cary,37  U.Miami  L.Rev.187,1993)
　　显然，答案也深嵌其中。

《路径依赖与最低资本额安排(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