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刑事立法技术“六维”评价

刑事立法技术，泛指国家制定刑事法律条文所采取的方法和技能。刑事立法的技术，体现出人们对刑事法律完善的形式追求。同时，技术所体现的形式完美，在许多时候有助于实现刑事法律的实在价值。所以，对完善现行刑事立法所进行的思辩，如缺少技术分析这一环节就无法最公允最全面地作出回答。结合立法技术的一般理论，我们以如下几个方面作为标准，对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技术加以简要反思：（一）空间广度、（二）时间跨度、（三）规范精度、（四）均衡量度、（五）适时程度、（六……
　一、空间：维广度
　　刑事立法技术的空间维度，指刑法制定过程中所触及的领域范围。一般而言，刑法作为一种最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具有民事处罚、行政处罚乃至道义惩罚等社会调控机制之后盾的性质，所以，它所涉及的面极为广泛。假若刑法不能触及某一社会领域，那么在该领域肯定会发生较大的混乱局面。以劫持航空器罪为例，当航空器没有出现时，自然谈不上对它加以规制；而当社会发展到相当程度，航空器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这就为犯罪分子作案提供了空间，劫持航空器的犯罪屡演不绝，因而，刑法就由此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刑事立法技术空间维广，通俗地说就在于刑法空间要不断拓展，达到与社会生活领域要求一致的程度。它体现着犯罪化的领域和空间。犯罪化和非犯罪化是两种互相冲突的刑事政策思潮。目前在国外，反对犯罪化的浪头很高，但是，根据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实际和目前我国刑事立法的现状，犯罪化和非犯罪化都有其必要性，所以，“我国新刑法典的创制，应该循着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向思路进行，但着重犯罪化。”（注：马克昌、李希慧：《完善刑法典的两个问题》，马克昌、丁慕英主编：《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这种观点在刑法典修订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修订刑法典新增罪名约有100个左右，如合同诈骗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同时，由于条文更为准确，并取消了类推，废除了口袋罪，所以在这些方面缩减了刑法的适用面。不过从总体上讲，刑法的适用空间扩大了。修订刑法的这种作法值得肯定。
　　但是，刑法技术的空间维度并不充分，一些应该而且可以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没有被犯罪化，如期货交易中的犯罪，早就有学者对此提出立法主张（注：彭真明：《期货犯罪立法若干问题探讨》，《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但刑法典修订中对此熟视无睹。是不是说期货交易中不存在严重危害行为呢？否，看看1999年12月25日由最高立法机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不用过多加以解释就可有所感悟。
　　刑法技术空间拓展不力的原因在于，我们将刑法适用面与刑法疏密度搞混淆了，将刑罚轻重与刑法疏密也搞混淆了。刑法适用面的广度并不必然表现为刑法条文的增加，但是就某一具体范围而言，刑法适用面固定，假若刑法粗疏，那么其范围就大；假若刑法条文严密，那么其范围就小。如用精密的条文作空间广度拓展的努力，其广泛恐怕只能依赖于条文的增加了。而我们提倡犯罪化过程的要旨在于：宏观上拓展刑法空间，但不表明刑法对该空间事务要面面俱到。另一方面，刑法疏密与刑罚轻重是不同的概念，是在严与不严或厉与不厉之间作出选择。科学的做法，当然是严；人道的作法，必然是不厉，严而不厉的刑事立法技术，恐怕是我们所面临的最佳选择，惟其如此，刑法才得以确保社会的安全、秩序，并不背逆人权的保障。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刑法永远不可能从社会得到满意的答案，它总存在缺漏，这是一种残缺的美。然而正是这种美的存在，才激发我们在技术上不断创新的追求。
　　二、时间：维稳度
　　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绝不会抱着“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这种态度。特别是刑事法律在更多时候都力求“垂范久远”；然而，社会总在不断前进，不断给刑事法律提出问题，所以刑事法律就要不断进行相应的更新，这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79刑法颁布后，由于当时立法经验有限，而且后来又遭遇突如其来的社会形势变化，所以自实行次年，就被修改、被完善，直至持续到刑法典的修订。在这近20年时间里，应该说每一个特别刑法的出台都使立法者得到一次锻炼，其进步倒也可以看得出来。刑法修订时，也对79刑法的适用连续性作了最大限度的考虑。新刑法中413个罪名有五个来源：一是来源于旧刑法条文中的罪名，约有110个左右；二是来源于单行刑法中的罪名，约有140个左右；三是来源于附属刑法规范中要求“比照”、“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这部分罪名约有40个左右；四是从旧刑法罪名中分解出近30个；五才是纯粹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而增加的新罪名，约有100个左右。（注：刘艳红：《新刑法调控范围之理性思考与启示》，《法律科学》1999年第3期。）另外，刑法修订时，避免过去的观念，“要求既打击现实性的犯罪，又在充分认识犯罪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预先规定许多已经显现或将出现的危害行为为犯罪行为，从而保证刑法保护功能能够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注：林亚刚、傅学良：《刑法功能的价值评》，《中国刑事法杂志》第39期。）所以从总体上讲，刑法修订时考虑到了稳定性。
　　然而，许多教训没有转变为经验，使得相应缺点再度暴露，致使刑法典修订后又被迫作出修订。从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最高立法机关分别作出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1998年12月29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999年12月25日通过）。其中，首先增加一罪——骗购外汇罪，其次为扩大主体，如将刑法典第190条的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扩大为包含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再次就是扩大适用情形，如将期货交易中的犯罪预以增补，等等。如果说这些修改是因为刑法典制订后发生了新问题，尚有原情，但是，单行刑法所增补的犯罪在刑法典修订前已经相当突出和严重了。这就充分暴露出刑法典在追求刑法稳定性方面存在的不足。
　　此外，刑法典的内容中有许多不利于稳定性的因素。由于有许多论述（注：仅以范忠信教授分别于1997年10月号与1999年6月号发表在《法学》上的两篇文章，《刑法典应力求垂范久远——论修订后的〈刑法〉的局限与缺陷》和《再论新刑法的局限与缺陷》，就能有所认识。），在此，不再多谈。这诸多缺点，与79刑法有相似的命运，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三、均衡：维量度
　　刑法本身是一个大体系，在刑法体系内，涉及总则体系与分则体系；犯罪体系与刑罚体系。犯罪规范中存在一般规范与特殊形态规范之构造；刑罚规范中存在刑种之构造；刑法分则中存在不同客体形成不同种类的犯罪构造。这诸多因素只有均衡结合，才能使刑法保持协调。换言之，刑法的均衡状态是刑法体系完美的表现，也是刑法实现自由、公平和正义等价值的形式的结构规律。刑法均衡，可大体解为罪与刑的均衡、罪与罪的均衡、刑与刑的均衡。
　　（一）罪与刑的均衡。要旨在于犯了什么罪，应受什么刑，才能实现刑法的公正价值。修订刑法对该均衡有了创新和发展。如形式上从一般规制到犯罪规制进而到刑罚规制，体现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线索。在具体条文中，注意到禁止（命令）规范与惩戒规

范的结合内容上，确立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的模式。如司法工作人员犯妨害作证罪或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从重处罚，就是充分考虑具有该身份的人从事这类行为的危害性较大，应比一般人受更重处罚；再如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原因在于从犯较主犯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小。但是，刑法中罪与刑不均衡的现象也有一定体现。如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那么我们试问：1.为什么必须报告自己受过刑事处罚呢？一次犯罪终身就要背上污点吗？2.依法条，隐瞒不报又有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毕竟该条文缺少强制性规范，可以说这种致命弱点使其只能流于形式。另外，罪与刑不均衡在判处死刑的经济犯罪条文中很普遍。
　　（二）罪与罪的均衡。修订刑法关于罪与罪均衡的较大收获体现在：1.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加重，改变过去规定业务过失犯罪受到较普通过失犯罪轻的刑罚的做法，不仅与国际潮流相吻合，而且真正体现出了两类犯罪的价值。2.在刑法中，体现了生命的必要尊严，对涉及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处罚较不涉及人身权的犯罪的处罚重。3.注意到玩忽职守罪的特殊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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