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作权的集体管理

内容提要：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发端于18世纪，从音乐作品领域而扩及文字作品和美术、电影作品、邻接权等领域，随着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而价值凸现。但是目前许多国家还处在建立时期，各国的立法和实践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本文拟从著作权集体惯例制度的源起及现今各国的立法通过比较的方法和经济分析的方法对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几个特殊问题作一个简单的探讨。
目次：
一、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源起
二、各国立法和管理……

一、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源起
对著作权进行集体管理，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后期的法国。1777年，由法国著名剧作家博马舍倡议成立了法国戏剧作者作曲者协会(ＳＡＣＤ)。该协会的宗旨是保护戏剧作者作曲者的精神和财产权利，其任务是负责收取和分配使用本会员作品的费用，就舞台作品的使用进行合同谈判，对有困难的作者给以帮助。继该协会之后，法国又相继成立了非戏剧性音乐权利集体代理处、多种媒体作者协会等等。这些协会的成立，发展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内容。在法国之后，以集体管理方式实现著作权的人的权利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目前,美、英、德、日等著作权保护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成立了各种不同类别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我国200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集体管理也作出了规定。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从诞生之初就是著作权人自发地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权益的社团。它首先产生于音乐作品领域，因为使用音乐作品的方式非常分散，作者和代表作者利益的出版社无法单独实现作者的权利，随着机构的你断发展和壮大，目前在国际上已经不再限于之，而是扩大至文字作品和美术、电影作品、邻接权等领域。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制度伴随着19世纪20世纪初的产业革命而走向世界。二十世纪末的信息产业革命更是进一步地推动了它地发展。在维权的呼声中，它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尽管在性质，地位上各国的做法和认识还有一些差异，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已经凭着自己的优越性征服了世界。
二、各国立法和管理体制及简要评析
在著作权管理的立法上，各国在其法律观念、法律传统上有差别，英美法将著作权视作动产，并未因为著作权的无形财产性质而特殊对待。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在法律上视作商业活动。因此，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一般依据公司法或者竞争法而建立，并且受反垄断法的制约。相比之下，大陆法对待著作权的集体管理时则审慎的多，他们都用专门法律规定，具体又可以细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对之单独立法，比如德国就建立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法》；一是将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制度作为《著作权法》的一章或者专门的几条来规定。  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刚刚进入立法，仅在《著作权法》中有两条原则性的规定，但是第八条第二款已经为今后的关门立法铺平了道路，相信随着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水平提高，经验的积累，专门的立法的出台是指日可待的。
比较大陆法和英美法的立法，我个人认为大陆法的立法体例较为可取，也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因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需要一定的权威性才能完成管理的重任，其权力来源有两个：一是国家的垄断性授权，一是著作权人的授权，惟有如此，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才能实现统一高效的管理。这种统一性是降低管理成本的唯一途径。英美法将之视为一般的商业主体，受反垄断法规的约束显然是违背科斯定理的，几分天下的局面，必然会降低管理组织的权威性，影响制度本身的发展。该制度在欧洲国家、日本、加拿大和我国香港地区等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发展较成功，而美国反不如这些国家和地区可能就与美国不加区别地将竞争机制引入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有关。  
三、中国的立法现状
中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八条明确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可以通过集体管理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指明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赋予其以自己的名义代为行使权利并具有诉讼的职能。这无疑是一大进步。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音乐著作权人之间几个法律问题的复函中，进一步明确两者之间是以合同方式建立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带有信托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虽然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规定还不够完善，但是从上述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已经确立了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制度。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一种半官方的组织，因其设立、管理都要受著作权行政管理的监督。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有人就认为著作权的集体管理组织应该是“法团”，是区别于国家和社会（各私权主体）的第三类主体，并且认为“官性”的组织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是自愿许可的；
3、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之间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带有信托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4、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有垄断性和非营利性。
四、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经济分析
著作权是无形财产，有着一切知识产权的经济特征。知识产权一定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经济效应是支配知识产权制度的经济根源，他决定着知识生产者地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冲突地平衡，决定着一个国家如何建立合理有效的具体制度。  著作权更是如此，其外部性效应尤甚。传统著作权法的基础是有限的复制技术，有限性意味着复制作品的成本很高，法律矫正这种外部性、保护著作权人的比较容易，著作权人行使权利的成本较低，但是作品使用人也很难找到。新的数字技术的发展对著作权人权利实现而言，无疑是一大鼓舞，但是烦恼也随之而来。新技术扩充了权利的范围，权利的完整性受到加强，以及有了能控制作品的新的技术手段等。但是新的资讯手段的多样化给“搭便车”者带来更多的可乘之机，作者的利益蛋糕被更多的“免费”使用人瓜分。  面对作品一旦脱离作者，就几乎无时无刻处于被侵权的威胁之下的状况，著作权人个人行使权利的成本激增，单个作者不可能一一找寻使用者，使用者在很多情况下也无法确定作者，如果还是用传统的权利行使方式，势必会导致社会成本的无限加大。而按照科斯定理，社会交易成本的为零的时候，才是最有效益的。无疑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是降低这种社会交易成本的最佳途径，尤其在传播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建立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那么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集体管理制度才是最合适的呢？各国都开始了探索并且在一些领域取得很大进展。下面就此谈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五、对著作权集体管理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1、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定位问题。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民间机构、还是官方或者半官方的组织？在这一点，论争非常激烈。一般讲，发达国家一般定位为民间组织，而正在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国家则定位为官方或半官方机构。  究其原因在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必须要有一定的权威，这是其工作的基本前提。对于正在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国家而言，树立组织的权威简单而由快捷的办法就是给予其一定的官方性，这就给许多人造成了一种假相，似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了“官性”才能有其权威发挥作用。历史告诉我们，两者并不是必然联系的，官方不等于权威，权

威的树立须在组织的实际工作中才能真正树立和体现。因此，在借助官方力量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之后，还是应该还之于民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政府职能社会化，政府原先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多的由社会自己来承担，但是这并不代表国家作用的完全退出。正如苏永钦所讲：“大政府不再被选民青睐，自由市场的活力与弹性重新得到肯定。但是回归市场不代表自由放任，从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施罗德的新中间、到小布什的悲悯保守主义，都仍然强调政府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减少的只是直接的干预，不是不管，而是管得更有智能。政府的角色更像伙伴，而非统治者；像社区组织者，而非资源分配者。行政部门应该追求‘四k’——合作（cooperation）、协调（coordination）、沟通（communication）、与共识（consens）来代替过去自上而下的管制。”  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其调整社会生活手段的变化反映到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上就是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和日常管理活动的监督，这种管理的介入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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