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散论/徐琳

对被监督者不甚了解，不敢冒然行贿，或者不知道向谁行贿。此外，象公开监督的方式，人人都是监督者，不可能个个都去贿赂，而且由于监督者众多，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这个发现不了，那个可能就发现了，于是被监督者就不得不循规蹈矩地做。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工作内容越来越复杂，工作方法越来越多样化，对工作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仅仅靠简单的监督，往往既起不到有效的作用，又浪费人力、工作效率低，甚至会对被监督者的正常工作造成不利影响，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要提高监督的效能，就必须采取先进的监督方法、手段，并且是多种方法、手段并用。当然，旁站式的简单监督在某些情况下也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旁站监督只是形式、手段上简单，但并不等于监督的内容简单，也并不一定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干得了，那些专业强性的工作，外行人即使站在旁边看也看不出门道。
监督虽然是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诞生的，但从此以后就永远都不会也不应该消失、废弃。不论今后是否有阶级（即使没有阶级，阶层也还是会长期存在的，即使阶层的差别不大，个人利益也总是会有的，因为很多东西是不可能人均一份的），人类只要以社会的方式生存，就必然有社会分工、有社会契约，就必然需要监督。
有人可能会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或者其他什么高级社会，人们的思想觉悟都很高了，就不需要监督了。这是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是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的（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或其他什么高级社会也还是要继续发展的，社会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人的思想觉悟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判定准确的，即使是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也只能说人们的思想觉悟总体上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具体到某一个人，是很难完全准确地判定其思想觉悟程度的，谁能保证某一个具体的人就一定不会违反社会契约、侵害社会或他人的利益？何况，人类是不断地更新换代的，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即使是采用最科学、合理的教育方法，也难以保证对每一个人的培养教育都能够象机器生产的产品那样全部都相差甚微。只要有一个不遵守法规的人，就可能对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在一个没有监督方法、手段没有监督意识的社会里。所以，监督是永远需要的。
因此，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并不仅仅是在于人们的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提高，更主要的是反映在监督方法、手段的进步上面。先进的监督方法、手段，不仅能够提高监督的效能，更能促进人们的思想意识的提高并使之保持稳定。
当人类社会的监督方法、手段足够先进、监督体制很健全的时候，那些有可能违法犯罪的人都明白到违法犯罪的事不可能做成功或者做了后肯定会被马上发现并受到严厉制裁，那么他就不会去做，就不得不循规蹈矩。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人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很高”的表象。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表象，乃是不排除有些人会有违法犯罪的想法，只不过没有做、不敢做而已。尽管那只是表象，但其实它是较为稳固的，因为它是靠监督体制、方法、手段来保证的。只要这种监督体制、方法、手段一直都在发挥作用，一直都令他感觉到“不可能做成、做了肯定会被马上发现并受到严厉制裁”， 他就不得不继续维持着这种高尚的表象。（如果越轨的事能够做得到，做了后不一定会被发现甚至很难发现或者难以及时发现，或者发现了也不会受到严厉制裁，那么那些表面高尚的人也可能背地里干着不可见人的勾当。）这种不得已而维持的表象，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人们形成一种习惯、自觉。同时，由于人格上的需要，人们为了表明自己并非被动地这样做，必然会为自己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即寻求一种理论上的说法来表明自己是自觉这么做的，而不是象一个听话的动物那样，或者象一个奴隶那样完全是被迫才那样做。（他们与奴隶的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他们具有人格上的尊严和更多的行为上的自由。选择这份工作是他们自愿的，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他们可以不干这份工作，干其他事也可以维持一个不算差的生活，而干这份工作则可以相对好一些。）尽管这实际上是一种被动而形成的理论，但毕竟你不能说一个具体的人他就是不得已而持这种理论，他可以说我原本就是这样的观念，从而保持了个人的人格尊严。而且，这种理论在事实的映衬下，会更深地影响着下一代。这正如下围棋一样，很多下法都是不正确的，但当没有对策对付某种下法的时候，它就能够赢，于是很多人都会走这样的下法。当有对策对付这种下法的时候，人们就不再走这样的下法。当所有错误的下法都有办法对付的时候，人们就只有选择那些稳妥的下法，那些稳妥的下法就成为一种定式，并且这种定式被上升到理论。
当然，应该说有很多人本身就是私心很小，一直都自觉遵从或一开始就树立了这种正确观念，但我们不能担保人人都能做到这样。从社会学上来说，我们应该是采取有效的措施迫使那些不情愿的人也都不得不这样。既然你选择了这份工作、这样一个环境，就由不得你不情愿，否则你可以另谋高就。

监督是利益相关者对利益影响者实行的查看、了解、干预，它是利益相关者的一项固有的权利。
利益相关关系的形成分为两种，一种是（一方）利用强权形成的，还有一种是非强权形成的。利用强权形成的，其监督权利是无限的，可以采取任何他愿意的方式、手段来对任何事进行监督（这里所说的“可以”并非指合理，既然他拥有强权，合不合理你都没有办法抗拒）。非强权形成的，其监督权利则是有限的，监督的方式、手段、内容必须遵守双方的约定和国家法律、一般社会准则、惯例。
奴隶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也包括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分，利益相关关系是利用强权形成的。近代的利益相关的关系基本上是非强权形成的，其中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相互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直接契约建立起来的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服务的关系——在一定时间内相对稳定的关系。另一种是自然形成的，即，虽然相互没有建立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服务的契约关系，但一方的自我行为却对另一方的利益实际造成了影响。这种自然形成的利益相关关系是一种松散的、不明朗、不确定的关系，原则上是：有影响就有关系，没有影响就没有关系。但有时候有没有影响是难以说清的，至少是不了解就不知道的，所以即使看不出有利益相关，往往也还是有必要进行一定的监视。自然形成的利益相关关系往往是在其他一些关系上发展起来的，例如地域、流域关系，行业、职业关系等。
通过直接契约建立利益相关关

系而产生的监督是既可监又可督，因为既然有契约，就可以督促对方按照契约上的要求去做。但“可督”并不是一定就“有督”。而没有直接契约关系的监督一般来说就是只能监不能督。因为既然没有建立契约关系，对方就没有责任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只要没有发生损害你的利益的事实你就管不了他。也就是说，这种监督是主要以事件结果为焦点的。当然，有些事件虽然还没有产生结果，但根据一般常识或科学的规律性可以判定即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也可以以之为焦点。而有契约关系的监督则主要不是以结果为焦点的，更大程度上是以做事的方法、手段、条件等为焦点。因为往往在契约中就对这些作了说明，或者已经有了一般社会准则或惯例。例如，一个工程建设监理公司在对一个施工项目进行监理时，首先要求施工单位提交组织架构、施工方案等等资料，审查看是否符合要求，这叫作事前控制。
前面说了非强权形成的利益相关关系下的监督，其监督权利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并不是可以采取任何方式、手段对任何事进行监督，至少是不能严重阻碍被监督者的正常工作，也不能损害被监督者的正当利益。监督权利的拥有是在利益相关的关系确定后才有的。建立了契约关系，自然就有一些关于监督方面的专项权利，例如进入某些地域、查看某些东西。而没有契约关系的，就没有关于监督方面的专项权利，只能利用一些社会人的基本权利来进行监督。只有当有较充分的证据显示对方已经或很可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那么就成了事实上的利益相关关系或准利益相关关系，这时候才可以要求进行进一步的监督，即具有了某些关于监督方面的专项权利。当然，这是需要政府或公众予以确认、认可的，并不是一方当事人可以随意认定、擅自行事的。

《监督散论/徐琳(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