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部毒品犯罪与西部毒品犯罪比较之研究
药”8940粒和半成品35公斤；佛山市沈茂功等15人，分别在东莞市、南海市和江苏省吴江市等地开设“地下工厂”，先后制造“禁药”共计84000粒，重30．24千克；贩卖“禁药”19000粒，重7．22公斤。警方破案时还从制毒现场缴获液体、粉状毒品142．087公斤，“禁药”109．59公斤，制毒原料13．295公斤；2001年，福建省警方在开展打击公共场所贩卖吸食毒品的专项行动中，共破获此类案件十九起，缴获“禁药”7000多粒及部分大麻和KK粉。
（２）．东部地区种植毒品原植物（罂粟等）的犯罪在一些地区仍十分严重。
在我国的吉林、湖南、安徽、河北等地的农民常利用农闲时节在山区等偏远地带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以此来“创收”。如河北省禁毒办曾这样描述去年罂粟种植的情况；“种毒区域不断扩大，种毒数量不断增加，种植手段、方式越来越隐蔽”。如河北怀来县北辛堡镇甘子堡村的王志跃称自己出家当了和尚，而去年夏天，怀来县警方获悉，王志跃根本没有“出家”，而是在深山沟里非法种植罂粟。之后，怀来县公安局组织刑警跋涉20余公里，翻过海拔1800米的高山，将王志跃抓获，并当场铲除其非法种植的罂粟3万余株。
（３）．东部地区非法走私毒品出境的现象还很严重。
我国的东部地区由于其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和众多人口及优越的地理条件，使毒品贩子不仅将其视为重要的毒品“消费市场”，更将其视为毒品的出境口岸。毒品由云南等地入境后，多通过毒品在我国的传统渠道（“金三角”－我国西南走廊〈云南，广西〉－广东－香港；曼谷－广州－香港；曼谷－新加坡－广州－香港；香港－广州－上海－美国；香港－广州－北京－西欧。）流向世界各地并在其运输途中向我国各地区渗透蔓延。走私毒品出境的方式和数量都令人吃惊，如2001年4月谭晓林案的告破以及该案所反映出的毒品走私之猖獗，走私方式的多样以及谭晓林只用了7年时间由一个普通人变成恶名昭著的大毒枭的过程均让人感到我们所面临的毒品犯罪在我国的严峻形势。
２．西部毒品犯罪现状：
党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西部，包括陕、甘、宁、青、新、云、贵、川、藏、渝、蒙、桂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有五个民族自治区，有六个省区与其他国家相邻。西部地区人口3．48亿，约占全国人口的28．6％；国土面积68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4％。同时，西部地区又毗邻“金三角”和“金新月”两个最大毒源地，境外毒品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入境，西部地区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呈蔓延发展的趋势，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列为毒品危害严重的六个省区中，云、贵、川、桂、甘五个省区就位于西部。
西部地区的禁毒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毒品违法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
（１）．如前文所述，境外毒品从南北两个方向向西部地区渗透加剧。西南境外的“金三角”毒源地逐渐北移，紧靠我国云南、广西的缅北因为地处西南边陲，与“金三角”毗邻已经成为重点毒区，目前，云南省缴获的毒品数量约占全国缴获量的90%，精制毒品数量占80%，而且到云南贩卖毒品的案犯和毒品流向已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尤以广东、广西、甘肃、宁夏等为甚，当地有人称“毒品兴隆通四海，罂粟茂盛达三江”；另外西北境外的“金新月”毒源地日益发展，鸦片产量已雄居世界首位，紧靠我国新疆的阿富汗及一些中亚国家的毒贩加紧了对我国的毒品渗透；
（２）。西部地区已形成了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据统计，甘肃省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1990年为11294人，到1999年已增至32867人，年平均增幅为21．2％。西部其他省市区与甘肃的情况类似，到2000年西部地区吸毒人员猛增至约50万人。由于海洛因对人体的医学专用作用比鸦片强320倍等原因，吸食海洛因的吸毒者强制戒毒后复吸率仍高达90%以上。这些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虽然大都进行过两次以上的戒毒，但还在不间断地吸食毒品；
（３）．西部地区的麻黄素和易制毒化学品非法流出渠道严重。麻黄素是制造冰毒的主要原料，它是从天然植物麻黄草中提炼的。麻黄草是多年生草本针叶植物，一般生长在北纬30度至50度之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西部地区的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是麻黄草和麻黄素的主要产地，上述地区不光向沿海等发达地区走私，更向国外大肆出境。1999年，在云南和新疆两个边境口岸，就截获向境外走私的麻黄素和易制毒化学品醋酸酐300余吨，数量十分惊人。
（二）．东、西部毒品犯罪比较：
1．东、西部城市化进程的不一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和思想层面的不一致导致了东、西部毒品犯罪的差异；
（１）．吸毒人员类型和吸食毒品种类的不同导致了东、西部毒品犯罪的差异；
我国东部地区多为沿海、沿江发达省市，交通便利，特别是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规律速度迅猛，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人们接受新生事物与适应新环境的能力都有提高，以致于当“禁药”等新兴毒品最初进入我国一些发达省市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其危害性，相反的，一些常出入于“迪厅，酒城等”前卫场所的“白领人士”却借此宣泄郁闷并将其看成时髦、富有的象征，身价的体现，以致最终吸食上瘾，在瘾癖的驱使下进行一系列高智商，经济类案件，且涉及金额均较大，（前不久，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吴玺，为筹措毒资，勾结银行工作人员先后诈骗国库1000多万元，挪用公款近500万元。）伴随吸食人群的不断扩大带来的是制贩“冰”毒及其衍
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地理原因一直是国家的贫困地区，城市化进程较东部地区有很大差距，虽然毗邻两大毒品原植物产地，当一部分文化程度不高，妄想不付出劳动快速致富的人看到东部地区的富裕景象时，在他们致富心理的趋势下，被毒品犯罪带来的高额利润蒙蔽了自己的双眼而铤而走险。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些回民就以打工为名，外流贩毒，有些地方甚至流传着“上前线，撇干饭，云南广东转，回来几十万，杀头也情愿。”的谣传。西部地区吸食毒品人员多是因为对毒品的危害认识不清楚，在其他吸毒人员的诱使下盲目跟从，多次吸食而上瘾，且多吸食一些纯度较低，价格低廉的毒品，他们为了获取毒资在将自己家中值钱的东西卖光后多进行盗窃、抢劫、卖淫等直接性犯罪。
（２）．对青少年的非正式社会监督的不同导致了东、西部毒品犯罪的差异。
青少年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希望，对于青少年，每一个社会除了拥有独立于各国刑事司法系统的正式社会监督，还拥有强大的社会监督，这其中，由于家庭是牢固的社会细胞，所以家庭所体现的非正式社会监督就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与加强并没有完全跟上城市化进程的脚步。这在东部发达地区表现的较为突出，部分青少年迫于一些竞争的压力和责任感的淡化，出现了不愿结婚，不愿生育子女，不愿承担社会交付其促进社会健康进步的责任，从而导致大多数青少年同其长辈和家庭的异化，孤立地去思考问题，拥有其认为正确的一套行为方式。从而导致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方面和程度有一定的缺陷，大多数青少年由于强烈的好奇心理和逆反心理的趋使，使其在“探究”和“反抗”中染上毒瘾。
而在西部的一些偏远地区，由于资金的紧缺和长期固有家庭观念的深化，部分青少年在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而且对社会认识不足的前提下，就盲目地加入“南下打工”的行列，在打工过程中受到吸贩人员的引诱下而染上毒瘾，或者是被利用而成为贩毒的工具（进行人体贩毒等犯罪活动，变为“马仔”）。
２．受国际环境影响及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了东、西部毒品犯罪的差异；
（１）．贩毒人员类型的不同；
东部地区多为单民族，人口较集中的地区，并且交通便利，人民生活水平优于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多为坐地销售型：主要发生在有集散条件和接近城市，温饱问题已初步解决的地区。这类贩毒人员一般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或由“马仔”上升为坐地销售，转手倒卖。他们急于暴富，又不愿付出艰辛的诚实的劳动，像赌徒一样，孤注一掷，企图通过贩毒获取巨额钱财（如2001年4月破获的杨润花将从云南购进的1100粒“禁药”分装进蛋糕包装纸内后邮寄到在张家港暂租的住处，再到上海来物色购买“禁药”的下家，然后再到张家港暂住处将“禁药”带回上海；以及 《试论东部毒品犯罪与西部毒品犯罪比较之研究(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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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东部地区种植毒品原植物（罂粟等）的犯罪在一些地区仍十分严重。
在我国的吉林、湖南、安徽、河北等地的农民常利用农闲时节在山区等偏远地带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以此来“创收”。如河北省禁毒办曾这样描述去年罂粟种植的情况；“种毒区域不断扩大，种毒数量不断增加，种植手段、方式越来越隐蔽”。如河北怀来县北辛堡镇甘子堡村的王志跃称自己出家当了和尚，而去年夏天，怀来县警方获悉，王志跃根本没有“出家”，而是在深山沟里非法种植罂粟。之后，怀来县公安局组织刑警跋涉20余公里，翻过海拔1800米的高山，将王志跃抓获，并当场铲除其非法种植的罂粟3万余株。
（３）．东部地区非法走私毒品出境的现象还很严重。
我国的东部地区由于其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和众多人口及优越的地理条件，使毒品贩子不仅将其视为重要的毒品“消费市场”，更将其视为毒品的出境口岸。毒品由云南等地入境后，多通过毒品在我国的传统渠道（“金三角”－我国西南走廊〈云南，广西〉－广东－香港；曼谷－广州－香港；曼谷－新加坡－广州－香港；香港－广州－上海－美国；香港－广州－北京－西欧。）流向世界各地并在其运输途中向我国各地区渗透蔓延。走私毒品出境的方式和数量都令人吃惊，如2001年4月谭晓林案的告破以及该案所反映出的毒品走私之猖獗，走私方式的多样以及谭晓林只用了7年时间由一个普通人变成恶名昭著的大毒枭的过程均让人感到我们所面临的毒品犯罪在我国的严峻形势。
２．西部毒品犯罪现状：
党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西部，包括陕、甘、宁、青、新、云、贵、川、藏、渝、蒙、桂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有五个民族自治区，有六个省区与其他国家相邻。西部地区人口3．48亿，约占全国人口的28．6％；国土面积68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4％。同时，西部地区又毗邻“金三角”和“金新月”两个最大毒源地，境外毒品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入境，西部地区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呈蔓延发展的趋势，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列为毒品危害严重的六个省区中，云、贵、川、桂、甘五个省区就位于西部。
西部地区的禁毒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毒品违法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
（１）．如前文所述，境外毒品从南北两个方向向西部地区渗透加剧。西南境外的“金三角”毒源地逐渐北移，紧靠我国云南、广西的缅北因为地处西南边陲，与“金三角”毗邻已经成为重点毒区，目前，云南省缴获的毒品数量约占全国缴获量的90%，精制毒品数量占80%，而且到云南贩卖毒品的案犯和毒品流向已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尤以广东、广西、甘肃、宁夏等为甚，当地有人称“毒品兴隆通四海，罂粟茂盛达三江”；另外西北境外的“金新月”毒源地日益发展，鸦片产量已雄居世界首位，紧靠我国新疆的阿富汗及一些中亚国家的毒贩加紧了对我国的毒品渗透；
（２）。西部地区已形成了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据统计，甘肃省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1990年为11294人，到1999年已增至32867人，年平均增幅为21．2％。西部其他省市区与甘肃的情况类似，到2000年西部地区吸毒人员猛增至约50万人。由于海洛因对人体的医学专用作用比鸦片强320倍等原因，吸食海洛因的吸毒者强制戒毒后复吸率仍高达90%以上。这些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虽然大都进行过两次以上的戒毒，但还在不间断地吸食毒品；
（３）．西部地区的麻黄素和易制毒化学品非法流出渠道严重。麻黄素是制造冰毒的主要原料，它是从天然植物麻黄草中提炼的。麻黄草是多年生草本针叶植物，一般生长在北纬30度至50度之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西部地区的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是麻黄草和麻黄素的主要产地，上述地区不光向沿海等发达地区走私，更向国外大肆出境。1999年，在云南和新疆两个边境口岸，就截获向境外走私的麻黄素和易制毒化学品醋酸酐300余吨，数量十分惊人。
（二）．东、西部毒品犯罪比较：
1．东、西部城市化进程的不一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和思想层面的不一致导致了东、西部毒品犯罪的差异；
（１）．吸毒人员类型和吸食毒品种类的不同导致了东、西部毒品犯罪的差异；
我国东部地区多为沿海、沿江发达省市，交通便利，特别是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规律速度迅猛，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人们接受新生事物与适应新环境的能力都有提高，以致于当“禁药”等新兴毒品最初进入我国一些发达省市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其危害性，相反的，一些常出入于“迪厅，酒城等”前卫场所的“白领人士”却借此宣泄郁闷并将其看成时髦、富有的象征，身价的体现，以致最终吸食上瘾，在瘾癖的驱使下进行一系列高智商，经济类案件，且涉及金额均较大，（前不久，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吴玺，为筹措毒资，勾结银行工作人员先后诈骗国库1000多万元，挪用公款近500万元。）伴随吸食人群的不断扩大带来的是制贩“冰”毒及其衍
生物的毒品犯罪在东部地区的大肆泛滥，而直接影响了一个企业，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地理原因一直是国家的贫困地区，城市化进程较东部地区有很大差距，虽然毗邻两大毒品原植物产地，当一部分文化程度不高，妄想不付出劳动快速致富的人看到东部地区的富裕景象时，在他们致富心理的趋势下，被毒品犯罪带来的高额利润蒙蔽了自己的双眼而铤而走险。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些回民就以打工为名，外流贩毒，有些地方甚至流传着“上前线，撇干饭，云南广东转，回来几十万，杀头也情愿。”的谣传。西部地区吸食毒品人员多是因为对毒品的危害认识不清楚，在其他吸毒人员的诱使下盲目跟从，多次吸食而上瘾，且多吸食一些纯度较低，价格低廉的毒品，他们为了获取毒资在将自己家中值钱的东西卖光后多进行盗窃、抢劫、卖淫等直接性犯罪。
（２）．对青少年的非正式社会监督的不同导致了东、西部毒品犯罪的差异。
青少年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希望，对于青少年，每一个社会除了拥有独立于各国刑事司法系统的正式社会监督，还拥有强大的社会监督，这其中，由于家庭是牢固的社会细胞，所以家庭所体现的非正式社会监督就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与加强并没有完全跟上城市化进程的脚步。这在东部发达地区表现的较为突出，部分青少年迫于一些竞争的压力和责任感的淡化，出现了不愿结婚，不愿生育子女，不愿承担社会交付其促进社会健康进步的责任，从而导致大多数青少年同其长辈和家庭的异化，孤立地去思考问题，拥有其认为正确的一套行为方式。从而导致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方面和程度有一定的缺陷，大多数青少年由于强烈的好奇心理和逆反心理的趋使，使其在“探究”和“反抗”中染上毒瘾。
而在西部的一些偏远地区，由于资金的紧缺和长期固有家庭观念的深化，部分青少年在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而且对社会认识不足的前提下，就盲目地加入“南下打工”的行列，在打工过程中受到吸贩人员的引诱下而染上毒瘾，或者是被利用而成为贩毒的工具（进行人体贩毒等犯罪活动，变为“马仔”）。
２．受国际环境影响及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了东、西部毒品犯罪的差异；
（１）．贩毒人员类型的不同；
东部地区多为单民族，人口较集中的地区，并且交通便利，人民生活水平优于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多为坐地销售型：主要发生在有集散条件和接近城市，温饱问题已初步解决的地区。这类贩毒人员一般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或由“马仔”上升为坐地销售，转手倒卖。他们急于暴富，又不愿付出艰辛的诚实的劳动，像赌徒一样，孤注一掷，企图通过贩毒获取巨额钱财（如2001年4月破获的杨润花将从云南购进的1100粒“禁药”分装进蛋糕包装纸内后邮寄到在张家港暂租的住处，再到上海来物色购买“禁药”的下家，然后再到张家港暂住处将“禁药”带回上海；以及 《试论东部毒品犯罪与西部毒品犯罪比较之研究(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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