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部毒品犯罪与西部毒品犯罪比较之研究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就曾一度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毒品零售集散地）；
而在西部地区，地广人稀，民族众多，在毒犯引诱下一些人从吸贩融合发展到职业性贩毒，甚至制毒。在接近毒品产地的边境农村。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表现为一是打工型（当地称为“仔”）：多发生在交通不便的边境一线，经济贫困地区，境外或内地毒贩利用当地农民对地理熟悉，与境外语言、习惯相同，经济来源困乏等条件，采取雇佣方式让“马仔”背毒、带路，以逃避风险。时间长了，一些农民即把此当成一种生计，而得贩可利用低廉的工费获取暴利，逐步形成了边境农民向贩毒老板出卖劳动力的“毒品运输队伍”；二是零星贩卖型：多发生在边境交通沿线和人口较集中的集镇，毒品市场已经形成的区域。这类贩毒的农民，多数是以贩养吸的吸毒人员，他们无资金和固定收入，吸毒成瘾后，为了筹措吸毒资金，由毒贩手中或购少量毒品分包直接售给其他吸毒者；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则出现黑社会性质的集团型：其产生一般都有特殊的条件和环境，或利用历史形成的民族情绪，或利用宗法传统势力。这一类毒犯的活动多是大量囤积毒品，而向全国乃至海外贩运，武装的贩毒往往和贩枪结合在一起。
（２）．贩毒路线与毒品走向的差异导致东、西部毒品犯罪的差异；
据调查，毒品从我国境内的传统过境路线主要有：“金三角”-我国西南走廊（云南，广西）-广东-香港；曼谷-广州-香港；曼谷-新加坡-广州-香港；香港-广州-上海-美国；香港-广州-北京-西欧。
前文已述及，毗邻东南亚毒源国的云南、广西壮族自治区是“金三角”毒品北上打开中国西南边境的必经之地，而出境地则为广东、福建等沿海一带的省份。在持续不断的贩运过程中，境外贩毒集团已在云南境内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若干渠道，如自境外进入滇西后，经过滇缅公路的重镇保山的贩毒路线就有5条之多；而从云南的几个毒品入境地（如德宏自治州，临沧地区，西双版纳自治州，红河自治州），经由省会昆明在转往广东省广州市，四川省成都市，而后再转经香港运往欧美的毒品市场的主要通道也已形成。国外的专家指出，“横贯中国大陆的‘海洛因之路’已成为毒贩的最佳选择。”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后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的西南境外老挝、越南的贩毒分子也卷入了过境贩毒的行列，将毒品运进云南、广西、而且还增加了通过云南、广西再取道贵州或转运至福建、上海、甘肃、新疆等的过境通道。新疆地区，内蒙古地区的非法倒卖麻黄素的案件日益突出，除了部分运往广东等省份对其进行深加工，制造“冰”毒及其衍生物以外，大部分则通过走私运往境外，而且犯罪方式多为以合法外衣为掩护（如将麻黄素混入出口药材等物中出境）。
（四）．预防
面对我国如此严峻的毒品犯罪现状,结合我国各地区实际现状,我们更应该有重点、分层次。将禁毒，打击处理毒品犯罪持续深入地进行下去。毒品之所以泛滥，归根到底在于有毒品生产之源流和吸毒人群，即存在着毒品生产，销售，消费的地下市场。笔者认为解决毒品问题应包括：
１．降低或限制毒品非法需求的政策选择；
（１）．对于正常人群，应实施毒品的预防教育，主要目的是使这类人群从思想上认识到毒品的危害，不受毒品和吸毒人员的任何诱惑，从而一开始就远离毒品；
（２）．对于高危人群，应及早发现他们的吸毒行为，尽快劝其停止吸毒或劝其尽快主动去戒毒；
（３）．对于吸毒人群，一方面应.尽快劝其进入戒毒治疗计划，以便使其尽快脱毒－康复－回归社会；另一方面则.最大限度地降低吸毒造成的危害，防止艾滋病、性病及传染病扩散。
２．降低或限制毒品非法供应的政策选择；
切实贯彻实施1991年全国禁毒工作会议提出的“三禁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的禁毒工作方针。
３．国际合作，帮助“毒源国”实行毒品替代种植的公共政策选择．
应该十分肯定地说，中国不是毒源国。但是由于我国与两个毒源即东南亚“金三角”和西南亚“金新月”在地理位置上相邻，所以尽管我们严厉地实施了“三禁”政策，但是仍然不能杜绝毒品，重要原因就是毒源不枯，毒品难绝。通过对毒源国的长期考察，我认为，只有实行国际合作，帮助毒源国实行毒品替代种植，才能彻底肃毒，才是唯一正确的政策选择。
本文只是简单地就全国毒品犯罪问题作一简单的东、西部之划分，在实际工作中，各地区，甚至相邻的几个市县的毒品犯罪都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或

者是相隔甚远的地区所反映的毒品犯罪有趋于一致，所以，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不同的案件处理中采取不同的侦查手段和防治措施，做到有的放矢，以期更有力地打击毒品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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