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关系六题
言学分析，得出一个关于“身份”的定义：“人相 较于其他人被置放的有利的或不利的状态。”(注：徐国栋：《“人身关系”流变考》( 上)，第50页。)问题正是出在这个定义上——“身份”只能表示两种状态：有利的状态 或不利的状态。但是，徐先生恰恰忽略了他自己在分析中所列举的另一种状态：平等的 状态。正如徐先生所说，当一个人被置放在一定的空间，“他也马上与周围的人发生一 定的位置关系，他要么比周围的人高一些，要么与他们平等，要么比他们低一些，他与 周围人的关系的总和，可以用‘社会地位’或‘身份’的术语表示”。(注：徐国栋： 《“人身关系”流变考》(上)，第50页。)如果依据徐先生自己的分析重新给法律上的 “身份”再下个定义的话，那么，“身份”应是指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法律状态。因 此，“身份”的本质在于区别。这种区别可以表现为一种等级上的区分，即有利或不利 ，优或劣，高或低等等；但它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单纯差别，例如： 姓名、住所等等。
因此，在笔者看来，在近代欧陆民法学关于“人法”的传统理论中，“姓名”始终是 被作为“人的身份”或“人的身份标志”来看待的。也正因为如此，1804年的《法国民 法典》第一编“人”虽未将“人的姓名”单设一条，却将其与人的年龄、职业、住所一 并作为“身份证书”的应记载事项规定于第34条。(注：《拿破仑法典》，李浩培等译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条。)显然，在《法国民法典》中，姓名是被作为一种“ 身份”标志来看待的。
将姓名作为人格权的保护对象乃是20世纪以后，尤其是二战之后现代民法的产物。
三、关于债权与继承权的人身属性问题
徐先生在对“人身关系”Ⅱ的考察中，指出了在阿根延、法国和意大利民事立法和民 法理论中存在的第二种人身关系的形态——债权。(注：徐国栋：《“人身关系”流变 考》(下)，载《法学》2002年第7期，第49页到第50页。)对此，笔者只想补充一个问题 ，这也是徐先生没有考察到的一个问题，即“人身关系”Ⅱ在中国民法理论界的影响。
对于将债权也视为“人身权(或对人权)”的理论，在我国民法理论中几乎找不到任何 痕迹。但是，有一个例外，这就是民国时期的梅仲协先生。梅先生在其著作(注：梅仲 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中，将权利依标的之不 同分为“对人权利”(Rechte an Personen)和“财产权利”(Rechte an Guetern)。然 后，又将对人权利细分为及于自身之“人格权”(Persoenlichkeits-oderindividualrechte)与“及于他人之权利”(die Rechte,die sich auf fremdepersonen beziehen) 。最后，梅仲协先生又进一步将“及于他人之权利”划分为亲属权 和债权，前者乃“根 据亲属上伦理观念，权利人得依其意思，支配他人者”，后者则系 “以他人之行为为标 的，而获取经济利益者，例如债权人之行使债权”。鉴于梅仲协先 生早年流学法国之经 历，这可能进一步证实了徐先生在其文中所提到的一个观点：《阿 根延民法典》的作者 萨尔斯菲尔德将“对人权(债权)”与对物权的划分追溯到法国的学 说及《法国民法典》 。看来，将债权作为人身关系形态的理论确有可能发端于法国。
徐先生在对“人身关系”Ⅲ的考察中，指出在伊斯兰国家，继承也归属于“人身法” ，从而成为了人身关系的第三种表现形态。但是，他却对梁慧星教授将继承法明确列为 身份法的做法，提出了“出处”上的疑问。(注：徐国栋：《“人身关系”流变考》(下 )，载《法学》2002年第7期，第49页到第50页。)那么，梁先生将继承法列入身份法的 理论“出处”何在呢?徐先生不知。但这并不是一个太难考证的问题。梁先生的主要知 识背景是民国时期及台湾民法学者的著述与日本的民法学说。他将继承法列入身份法的 理论直接源自我国民国时期的民法理论。该时期著名的民法学者胡长清先生在对私权进 行分类时，就明确地将继承权列为身份权之一种。(注：胡长清先生首先将私权分为人 身权和财产权；然后将人身权分为人格权与身份权，将财产权分为债权、物权、准物权 (即权利物权——笔者注)与无体财产权(即知识产权——笔者注)，胡长清：《中国民法 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台湾民 法理论。台湾学者王伯琦先生于自己的私权分类体系(注：王伯琦先生的私权分类体系 与胡长清先生之体系如出一辙，只是没有“准物权”之类型。王伯琦：《民法总则》， 国立编译馆、正中书局1979年第8版，第24页到第25页。)中，在论及身份权之内容时， 除亲属权外，也述及继承权，虽然他的结论是：“故继承权之内容，已单纯为财产上之 利益，非可以身份权目之矣。”(注：王伯琦，《民法总则》，国立编译馆、正中书局1 979年第8版，第24页。)但他并未因此而将继承权归入财产权之列。结合其文中之前言 后语，我们仍可看出继承权归属于身份权的传统身影。作为在民国时期学习民法学理论 的老一辈中国大陆民法学者，谢怀轼先生至今仍主张“依继承人与被继承人间的关系， 分别称继承权为配偶间的相互继承权、父母子女间的继承权而将之划入各种亲属权之下 。这样，就没有位于亲属权之外的与亲属权并列的继承权。”(注：谢怀轼：《论民事 权利体系》，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72页。
四、关于前苏联民法的调整对象与康德理论的关系问题
徐先生在《再论人身关系》一文中指出，根据1964年苏联民事立法纲要第1条的规定， 苏联民法的调整对象是“由于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引起的财产关系，以及与财产关系有 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注：徐国栋：《再论人身关系——兼评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 议稿第3条》，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4期，第4页。)由于该纲要中使用了“人身非财 产关系”的概念，于是，徐先生就推断“从逻辑上看，它隐含着‘人身财产关系’与‘ 人身非财产关系’的区分”。(注：徐国栋：《再论人身关系——兼评民法典总则编条 文建议稿第3条》，第4页。)进而，徐先生武断地指出：“只有理解了前苏联法学对德 国学说的极大依赖才能理解‘人身财产关系’的隐含术语，如果我们熟悉康德哲学，我 们就会发现它来自康德的‘物权性的对人权’(德文personlichen Sachrechten，英文personal rights in property，后一表达更容易翻译出我们难以理解的‘人身财产权 ’概念)所依托的关系。”(注：徐国栋：《再论人身关系——兼评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 议稿第3条》，第4页。)而前苏联民法隐含的“人身财产关系”和康德哲学中的“物权 性的对人权”实际上都是指家庭关系中的权利。(注：徐国栋：《再论人身关系——兼 评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议稿第3条》，第4页。)
这里面存在的推测性成份远远超过了科学论证的成份。
首先，前苏联民法理论中，是否存在着将家庭关系中的权利称之为“人身财产权”或 “人身财产关系”的学说呢?我查遍了图书馆中的前苏联时期的民法著作，没有找到一 丝的痕迹。相反，我在50年代前苏联学者C·H·布拉都西教授主编的《苏维埃民法》中 却找到了对徐先生很不利的证据。布拉都西教授的 《人身关系六题(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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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笔者看来，在近代欧陆民法学关于“人法”的传统理论中，“姓名”始终是 被作为“人的身份”或“人的身份标志”来看待的。也正因为如此，1804年的《法国民 法典》第一编“人”虽未将“人的姓名”单设一条，却将其与人的年龄、职业、住所一 并作为“身份证书”的应记载事项规定于第34条。(注：《拿破仑法典》，李浩培等译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条。)显然，在《法国民法典》中，姓名是被作为一种“ 身份”标志来看待的。
将姓名作为人格权的保护对象乃是20世纪以后，尤其是二战之后现代民法的产物。
三、关于债权与继承权的人身属性问题
徐先生在对“人身关系”Ⅱ的考察中，指出了在阿根延、法国和意大利民事立法和民 法理论中存在的第二种人身关系的形态——债权。(注：徐国栋：《“人身关系”流变 考》(下)，载《法学》2002年第7期，第49页到第50页。)对此，笔者只想补充一个问题 ，这也是徐先生没有考察到的一个问题，即“人身关系”Ⅱ在中国民法理论界的影响。
对于将债权也视为“人身权(或对人权)”的理论，在我国民法理论中几乎找不到任何 痕迹。但是，有一个例外，这就是民国时期的梅仲协先生。梅先生在其著作(注：梅仲 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中，将权利依标的之不 同分为“对人权利”(Rechte an Personen)和“财产权利”(Rechte an Guetern)。然 后，又将对人权利细分为及于自身之“人格权”(Persoenlichkeits-oderindividualrechte)与“及于他人之权利”(die Rechte,die sich auf fremdepersonen beziehen) 。最后，梅仲协先生又进一步将“及于他人之权利”划分为亲属权 和债权，前者乃“根 据亲属上伦理观念，权利人得依其意思，支配他人者”，后者则系 “以他人之行为为标 的，而获取经济利益者，例如债权人之行使债权”。鉴于梅仲协先 生早年流学法国之经 历，这可能进一步证实了徐先生在其文中所提到的一个观点：《阿 根延民法典》的作者 萨尔斯菲尔德将“对人权(债权)”与对物权的划分追溯到法国的学 说及《法国民法典》 。看来，将债权作为人身关系形态的理论确有可能发端于法国。
徐先生在对“人身关系”Ⅲ的考察中，指出在伊斯兰国家，继承也归属于“人身法” ，从而成为了人身关系的第三种表现形态。但是，他却对梁慧星教授将继承法明确列为 身份法的做法，提出了“出处”上的疑问。(注：徐国栋：《“人身关系”流变考》(下 )，载《法学》2002年第7期，第49页到第50页。)那么，梁先生将继承法列入身份法的 理论“出处”何在呢?徐先生不知。但这并不是一个太难考证的问题。梁先生的主要知 识背景是民国时期及台湾民法学者的著述与日本的民法学说。他将继承法列入身份法的 理论直接源自我国民国时期的民法理论。该时期著名的民法学者胡长清先生在对私权进 行分类时，就明确地将继承权列为身份权之一种。(注：胡长清先生首先将私权分为人 身权和财产权；然后将人身权分为人格权与身份权，将财产权分为债权、物权、准物权 (即权利物权——笔者注)与无体财产权(即知识产权——笔者注)，胡长清：《中国民法 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台湾民 法理论。台湾学者王伯琦先生于自己的私权分类体系(注：王伯琦先生的私权分类体系 与胡长清先生之体系如出一辙，只是没有“准物权”之类型。王伯琦：《民法总则》， 国立编译馆、正中书局1979年第8版，第24页到第25页。)中，在论及身份权之内容时， 除亲属权外，也述及继承权，虽然他的结论是：“故继承权之内容，已单纯为财产上之 利益，非可以身份权目之矣。”(注：王伯琦，《民法总则》，国立编译馆、正中书局1 979年第8版，第24页。)但他并未因此而将继承权归入财产权之列。结合其文中之前言 后语，我们仍可看出继承权归属于身份权的传统身影。作为在民国时期学习民法学理论 的老一辈中国大陆民法学者，谢怀轼先生至今仍主张“依继承人与被继承人间的关系， 分别称继承权为配偶间的相互继承权、父母子女间的继承权而将之划入各种亲属权之下 。这样，就没有位于亲属权之外的与亲属权并列的继承权。”(注：谢怀轼：《论民事 权利体系》，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72页。
)显然，谢先生的主张要更进一步 。他不仅认为继承权属于身份权，而且更明确地提出继承权隶属于亲属权。至于民国学 者的理论究竟源自何方，笔者目前尚无力察考。但就这些民国学者大多流学于日本及法 、德之经历来推测，将继承权划归身份权的学说从源头上仍应来自于德国或法国(日本 乃继受二者之理论)。
四、关于前苏联民法的调整对象与康德理论的关系问题
徐先生在《再论人身关系》一文中指出，根据1964年苏联民事立法纲要第1条的规定， 苏联民法的调整对象是“由于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引起的财产关系，以及与财产关系有 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注：徐国栋：《再论人身关系——兼评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 议稿第3条》，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4期，第4页。)由于该纲要中使用了“人身非财 产关系”的概念，于是，徐先生就推断“从逻辑上看，它隐含着‘人身财产关系’与‘ 人身非财产关系’的区分”。(注：徐国栋：《再论人身关系——兼评民法典总则编条 文建议稿第3条》，第4页。)进而，徐先生武断地指出：“只有理解了前苏联法学对德 国学说的极大依赖才能理解‘人身财产关系’的隐含术语，如果我们熟悉康德哲学，我 们就会发现它来自康德的‘物权性的对人权’(德文personlichen Sachrechten，英文personal rights in property，后一表达更容易翻译出我们难以理解的‘人身财产权 ’概念)所依托的关系。”(注：徐国栋：《再论人身关系——兼评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 议稿第3条》，第4页。)而前苏联民法隐含的“人身财产关系”和康德哲学中的“物权 性的对人权”实际上都是指家庭关系中的权利。(注：徐国栋：《再论人身关系——兼 评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议稿第3条》，第4页。)
这里面存在的推测性成份远远超过了科学论证的成份。
首先，前苏联民法理论中，是否存在着将家庭关系中的权利称之为“人身财产权”或 “人身财产关系”的学说呢?我查遍了图书馆中的前苏联时期的民法著作，没有找到一 丝的痕迹。相反，我在50年代前苏联学者C·H·布拉都西教授主编的《苏维埃民法》中 却找到了对徐先生很不利的证据。布拉都西教授的 《人身关系六题(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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