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关系六题

著述是以1922年《苏俄民法典》为依　据编写的。仅管60年代以后，苏联民法有了新的发展，1961年通过了《苏联和各加盟共　和国民事立法纲要》，1964年颁布了新的《苏俄民法典》，但基于前苏联民法理论发展　的相对连续性，布拉都西教授主编的教材仍不失为前苏联民法学的根基所在。
　　根据布拉都西教授主编之教材的观点，民事权利首先划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非财产权　)。而人身权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对与人身密切相联系的那种财富的权利”，即“人　身财富权”和“另一些与人身相联系的人身非财产权”。所谓的“人身财富权”包括人　身不可侵犯权、荣誉、人格、姓名等等，它们为一切公民所享有；而作为后者则由两种　权利构成，其一为“作者、发明人的人身权”，其二为“因家庭关系而产生的人身权。　”(注：C·H·布拉都西教授主编：《苏维埃民法》(上)，中国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63页。)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布拉都西的教材中，家庭关系中的权利属于“另　一些与人身相联系的人身非财产权”范畴。与徐先生所谓的“人身财产权”的称谓正好　相反。其次，在前苏联民法理论中，存不存在一个与所谓的“人身非财产权利”相对的　“人身财产权利”范畴呢?
　　在我所掌握的前苏联民法的资料中，很难找到直接的依据。但是，间接的依据却是存　在的。然而，它们在实质内容上却与徐先生所谓的康德意义上的“人身财产权利”(即　“物权性的对人权”)根本不同。
　　首先，在布拉都西的权利分类体系中，有一个与“人身财产权利”貌似的“人身财富　权”的概念，但是通过上文的介绍，我们得知它所指称的实为“人格权”范畴，与康德　用以指称家庭关系的“物权性的对人权”不是一回事。其次，在另一本五十年代版的前　苏联民法教科书《苏维埃民法》中，作者在说明为什么要在与财产权相对的权利范畴(　即人身权)的称谓中加上“人身的”和“非财产的”两个限定因素时，指出这是为了区　别于某些“具有人身性质”的“财产权”，例如，委托合同，赡养义务等等。(注：坚　金主编《苏维埃民法》第一册，中国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李光谟等译，法律出版社1956　年版，第148页。)显然，这里的所谓“人身财产权利”指的是同时具有人身性质和财产　内容的某些债权和某些家庭关系中的权利类型。它与康德哲学中指称把“人(即家庭成　员)”当作“物”去占有的“物权性的对人权”也不存在理论上的渊源关系。
　　总而言之，徐先生将有关前苏联民法的调整对象理论与康德法哲学中关于“物权性的　对人权”理论联系起来的观点是没有依据的，纯属“拉郎配”。
　　五、关于中国民法对前苏联理论的改造问题
　　徐先生在《再论人身关系》一文中指出了在人身关系的理论上中国民法学界对前苏联　民法理论所进行的若干改造。其中有两处笔者以为有待商榷。
　　其一，徐先生认为江平教授在给人身关系的定义中增加了“与人身不可分离”的属性　。(注：徐国栋：《再论人身关系——兼评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议稿第3条》，第6页。)　笔者认为，这并不存在对前苏联民法理论的任何改造，因为无论是在60年代以前的苏维　埃民法时期，还是在60年代以后的苏联民法时期，前苏联民法理论关于“人身非财产关　系”的界定中都明确地包含了“与人身不可分离”这一属性。例如，布拉都西教授主编　的《苏维埃民法》中就指出：“人身非财产权是对于与人身不可分离而无财产内容的财　富所享有的权利。”(注：布拉都西，《苏维埃民法》(上)，中国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7页。)坚金主编的《苏维埃民法》中也指出人身　非财产权“是非财产的，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经济内容……；它们是人身的，因为它们　不能和这种权利的主体分开，它们和主体是不可分离的地联系在一起，无论以任何形式　都不能转移的。”(注：坚金，《苏维埃民法》第一册，中国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李光　谟等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48页。)格里巴诺夫和科尔涅耶夫主编的《苏联民法　》也指出：“人身非财产关系，是因各种与人身不可分割的非物质利益而产生的关系。　”(注：格里巴诺夫、科尔涅耶夫主编：《苏联民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民法经济法研究室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斯米尔诺夫等著的《苏联民　法》在区分财产关系与非财产关系时，也指出：“人身非财产权一般不得和权利人分割　。”(注：斯米尔诺夫等：《苏联民法》(上卷)，黄良平、丁文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1987年出版，第79页。)
　　其二，徐先生认为“1987年出版的吉林大学的民法教材开始把人身关系分解为人格关　系和身份关系，这是一个苏联的民法理论未做过的区分。”(注：徐国栋：《再论人身　关系——兼评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议稿第3条》，第6页。)笔者认为，这个判断也不够　准确。虽然，在前苏联民法理论中确实没

有明确的使用过“人格权”与“身份权”的术　语范畴，但二者之间的实质区分却始终是存在的。例如，在上文述及之布拉都西教授主　编的《苏维埃民法》中就将人身非财产权分为“人身财富权”和“另一些与人身相联系　的人身非财产权”。从其内容上看，前者实际上就是人格权，而后者则是基于作者、发　明人身份或家庭关系所产生的身份权(参见前文“四”之内容)。而在格里巴诺夫和科尔　涅耶夫主编的《苏联民法》中，作者也将人身非财产关系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财产　关系有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第二类是与财产关系完全无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前者包　括：因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的著作人身份权以及科学发现人、发明人或合理化建议人　身份权而产生的关系；因作者所创作的著作的不可侵犯性、因授予经济组织以企业名称　，因使用生产标记和商标等而产生的关系。后者则包括“与保护公民或组织的名誉和尊　严有关的关系；与保护在造型艺术作品中被描绘的公民的利益有关的关系(即肖像权—　—笔者注)，与保护收信人利益有关的关系。(注：格里巴诺夫、科尔涅耶夫，《苏联民　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经济法研究室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　第10页。)显然，前者包含的大量内容是基于智力成果拥有人身份的身份权，而后者则　完全为人格权。
　　由此可见，人格权与身份权的实质区分在前苏联民法理论中是存在的，只是它并没有　明确使用“人格权”和“身份权”的称谓罢了。
　　六、关于人格与人格权的问题
　　徐先生在其《再论人身关系》一文的结论中指出在人格与人格权、身份权和财产权三　者的关系中，“我认为人格是后三者的基础。按照康德的权利体系，人格属于‘天赋的　权利’，人格权、身份权和财产权属于‘获得的权利’，两类法律现象处于不同的层次　：一个是前提；一个是结果。”(注：徐国栋：《再论人身关系——兼评民法典总则编　条文建议稿第3条》，第11页。)
　　那么，根据康德的权利体系，人格与人格权、身份权和财产权的关系是否恰如徐先生　所描述的那样呢?笔者不以为然。
　　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全面地了解康德的权利分类体系理论。康德从建立　科学的理论体系的立场出发，首先将权利划分为“自然的权利和实在法规定的权利”。　(注：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9页。)而根　据康德的理论，权利科学(即法哲学)与一般法理学(应用部门法学)的区别就在于，权利　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涉及实在法的实际知识，而只涉及实在法的原则，即自然法或自然权　利原则。(注：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9页  。)因此，康德紧接着就将注意力集中于“自然的权利”领域。他对自然权利体系作了两  种方式的划分。首先，他将自然权利体系划分为“天赋的权利”和“获得的权利”两种  类型；其次，他又半自然权利体系划分为“自然的权利”(即私人的权利或私法)和“文  明的权利”(即公共权利或公法)两大领域。(注：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  

《人身关系六题(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