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与情感/吴猛
。虽然他们可能只是一个集团里的两个派别，然而执政和在野的不同状态下所体现的政治取向也必然会有针锋相对之处。这样斗争的结果使得国家的政策可以保持在一个大体合适的方向上运行，不至过左，也不至于过右。
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误区之一，在于他们误解了理论与历史之间的真正本质。他们错将理论构造当成了“历史实体的‘真实’内容及本质”，他们是一些“使用这些构造物如同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来对历史削足适履者”（《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历史的演进却从反面证实了，在理论上为真的东西，在历史实践中未必为真。历史已经反复的证明直接民主的后果无非是两种：专制或无政府主义。5
如此说来直接民主也许只应该存在于我们的观念形态中，念念不忘地要把它付诸实践不是一个有理智的人应该做的了。
三、“另起炉灶”与“旧法统”6
我们知道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第一步（更准确的说是建设前的那一步，即立前之破）就是宣布要废除旧法统，废除《六法全书》，要“另起炉灶”。如何评价这一举措时常使我们处于感情和理智的矛盾之中：从感情上讲我们应该理解和支持这一行动，毕竟共产党的革命是在旧政权的腥风血雨中走向胜利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新政权继续容忍旧法统的存在，的确太过苛求前人了；另一方面是：我们要问，摧毁旧法制对后来的法制建设产生的后果和影响都是积极的吗？
要探索这样的问题有必要将它放在一个更宏观的条件下进行----同世界其他国家的革命进行比较。在这一点上英法革命毕竟显现了一些不同于东方革命的一些共通之处。
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不论是象英、德、日等国家那样温和的改革，还是象法国那样激烈的革命，或是象美国通过独立战争建立国家，尽管政权易手，但法律都通过不同方式前后保持承续关系。中世纪欧洲法律制度是极其混乱的，除了古代的罗马法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日尔曼法、教会法、地方法、城市法、商法以及国王的敕令，既有成文法，又有习惯法。司法制度的繁杂而混乱也是千差万别：有国王法院、领地法院、教会法院、宗教裁判所。法的内容有好的民间习俗，也有宗教教规，甚至还有荒谬的神明裁判和司法决斗。仅在法国北部地区宠杂的习惯法就有300种。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曾讽刺说，对在法国旅行的外国人来说，改变法律的次数与改换骑马的次数一样频繁。即使在这样的法律传统下，西方国家都很少在革命时就一纸宣布废止它的法律，而是在革命后进行法制的改革和统一化，逐步清除大量落后的、地方化的、封建性的、反动的、残酷的法律，吸收了传统法律中精华的部份，发展成为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现代法制。
在英国，1640年资产阶级通过一次最有妥协性的革命取得了政权。在法制变革中，也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特点，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英国，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制度之间的继承关系，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表现在诉讼程序被继续应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诚地保存下来这方面。”7
1789年法国革命虽然是一次较彻底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从革命的形式和政权的改变方式看，它同封建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决裂，但它却把自己历史上曾采用的古代罗马法继承下来。在法国，民法法典中把古代罗马法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8
为什么我国要摧毁旧法制和法律传统，西方国家都继承了自己传统的法律呢？过去法学家的权威解释是，资产阶级革命是私有制下的社会性质相同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公有制对私有制的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就要彻底摧毁旧法制。这个理论也相当多是对的，事实证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确实很少有对法律的需求。但这个理论解释不了为什么我国正在大量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和港台地区的法律的现实。
从世界历史的经验看，人们很难否定，革命时期摧毁法制的必要性。问题是这种摧毁行动的动因是出于革命时的感情因素，还是出于对法律本来的蔑视。1949年摧毁法制对法制建设的影响也许主要不在于摧毁本身，而在于宣布要以蔑视批判态度对待一切的法律、法律观念和西方法律价值，使中国法制建设一开始就在一个极窄的小天地里进行，并使新政权的建设者们大大强化了对法制的蔑视心理。摧毁旧法的行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法律文化的中断，这种中断是否利于历史的进步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都是糟粕应予抛弃，还是有些优秀的东西呢？今天我们党在提倡弘扬民族文化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有了部分答案。历史不能割断也不应割断。彻底否认自己的文化决不利于民族的发展，包括法律文化的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已故的张友渔先生的观点是可以作为这一段文字的结束的，他指出：解放初，我们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六法全书”代表国民党的法统，不废除这个法统我们就不能确立自己的革命法制。但是，废除“六法全书”，并不意味它的所有规定，我们一概不能加以利用。对“六法全书”作具体分析，有些东西部分要否定，部分可以用。情况不是完全一样的。
作者通信地址：湘潭大学69#信箱 研1—512 吴猛 411105
E-mail:wuxiaomeng@163.net
联系电话：13973242612
0732-2376579（宿舍）
1 作者简介：吴猛（1973年9月---- ），男，汉族，湘潭大学法学院2000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研究。
2 “海上文明者，从土生土长的地方飘洋过海到新地方去之谓也”----见《顾准文集》第283页。
3 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所熟悉的陆上民族的征服扩张，这个过程主要是人与人斗争的过程。
4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几个世纪前从欧洲到北美的移民，他们都曾是王权统治下的臣民，民主共和对他们来说也是陌生之物，然而在他们中间却诞生了号称北美第一部宪法的《五月花号公约》，这应该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
5 文化大革命就是最近的一个证明。
6 本章的相关内容可参阅蔡定剑先生在《法学》杂志1997年第10期上的文章《对新中国摧毁旧法制的历史反思》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0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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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误区之一，在于他们误解了理论与历史之间的真正本质。他们错将理论构造当成了“历史实体的‘真实’内容及本质”，他们是一些“使用这些构造物如同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来对历史削足适履者”（《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历史的演进却从反面证实了，在理论上为真的东西，在历史实践中未必为真。历史已经反复的证明直接民主的后果无非是两种：专制或无政府主义。5
如此说来直接民主也许只应该存在于我们的观念形态中，念念不忘地要把它付诸实践不是一个有理智的人应该做的了。
三、“另起炉灶”与“旧法统”6
我们知道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第一步（更准确的说是建设前的那一步，即立前之破）就是宣布要废除旧法统，废除《六法全书》，要“另起炉灶”。如何评价这一举措时常使我们处于感情和理智的矛盾之中：从感情上讲我们应该理解和支持这一行动，毕竟共产党的革命是在旧政权的腥风血雨中走向胜利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新政权继续容忍旧法统的存在，的确太过苛求前人了；另一方面是：我们要问，摧毁旧法制对后来的法制建设产生的后果和影响都是积极的吗？
要探索这样的问题有必要将它放在一个更宏观的条件下进行----同世界其他国家的革命进行比较。在这一点上英法革命毕竟显现了一些不同于东方革命的一些共通之处。
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不论是象英、德、日等国家那样温和的改革，还是象法国那样激烈的革命，或是象美国通过独立战争建立国家，尽管政权易手，但法律都通过不同方式前后保持承续关系。中世纪欧洲法律制度是极其混乱的，除了古代的罗马法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日尔曼法、教会法、地方法、城市法、商法以及国王的敕令，既有成文法，又有习惯法。司法制度的繁杂而混乱也是千差万别：有国王法院、领地法院、教会法院、宗教裁判所。法的内容有好的民间习俗，也有宗教教规，甚至还有荒谬的神明裁判和司法决斗。仅在法国北部地区宠杂的习惯法就有300种。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曾讽刺说，对在法国旅行的外国人来说，改变法律的次数与改换骑马的次数一样频繁。即使在这样的法律传统下，西方国家都很少在革命时就一纸宣布废止它的法律，而是在革命后进行法制的改革和统一化，逐步清除大量落后的、地方化的、封建性的、反动的、残酷的法律，吸收了传统法律中精华的部份，发展成为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现代法制。
在英国，1640年资产阶级通过一次最有妥协性的革命取得了政权。在法制变革中，也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特点，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英国，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制度之间的继承关系，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表现在诉讼程序被继续应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诚地保存下来这方面。”7
1789年法国革命虽然是一次较彻底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从革命的形式和政权的改变方式看，它同封建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决裂，但它却把自己历史上曾采用的古代罗马法继承下来。在法国，民法法典中把古代罗马法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8
为什么我国要摧毁旧法制和法律传统，西方国家都继承了自己传统的法律呢？过去法学家的权威解释是，资产阶级革命是私有制下的社会性质相同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公有制对私有制的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就要彻底摧毁旧法制。这个理论也相当多是对的，事实证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确实很少有对法律的需求。但这个理论解释不了为什么我国正在大量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和港台地区的法律的现实。
从世界历史的经验看，人们很难否定，革命时期摧毁法制的必要性。问题是这种摧毁行动的动因是出于革命时的感情因素，还是出于对法律本来的蔑视。1949年摧毁法制对法制建设的影响也许主要不在于摧毁本身，而在于宣布要以蔑视批判态度对待一切的法律、法律观念和西方法律价值，使中国法制建设一开始就在一个极窄的小天地里进行，并使新政权的建设者们大大强化了对法制的蔑视心理。摧毁旧法的行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法律文化的中断，这种中断是否利于历史的进步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都是糟粕应予抛弃，还是有些优秀的东西呢？今天我们党在提倡弘扬民族文化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有了部分答案。历史不能割断也不应割断。彻底否认自己的文化决不利于民族的发展，包括法律文化的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已故的张友渔先生的观点是可以作为这一段文字的结束的，他指出：解放初，我们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六法全书”代表国民党的法统，不废除这个法统我们就不能确立自己的革命法制。但是，废除“六法全书”，并不意味它的所有规定，我们一概不能加以利用。对“六法全书”作具体分析，有些东西部分要否定，部分可以用。情况不是完全一样的。
作者通信地址：湘潭大学69#信箱 研1—512 吴猛 411105
E-mail:wuxiaomeng@163.net
联系电话：13973242612
0732-2376579（宿舍）
1 作者简介：吴猛（1973年9月---- ），男，汉族，湘潭大学法学院2000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研究。
2 “海上文明者，从土生土长的地方飘洋过海到新地方去之谓也”----见《顾准文集》第283页。
3 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所熟悉的陆上民族的征服扩张，这个过程主要是人与人斗争的过程。
4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几个世纪前从欧洲到北美的移民，他们都曾是王权统治下的臣民，民主共和对他们来说也是陌生之物，然而在他们中间却诞生了号称北美第一部宪法的《五月花号公约》，这应该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
5 文化大革命就是最近的一个证明。
6 本章的相关内容可参阅蔡定剑先生在《法学》杂志1997年第10期上的文章《对新中国摧毁旧法制的历史反思》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0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第395页。
《理智与情感/吴猛(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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