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的国家观
极为重要，即法域观、利益观、权力观。
(一)法域观。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对传统法律、法学有所突破的十个方面中，有一项突破是，在调整对象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理论中一个法律部门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的“一对一”观点，提出“一个法律部门不一定就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关系也不一定就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将很多不同质的社会关系硬凑在一起，这项突破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从经济法不断被迫缩小调整对象的趋势来看，笔者认为答案只能是后者。
经济法理论应当建立在当代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克林顿认为，我们已把我们的路线称为“第三条道路”，在这条路线上，政府将更积极、有效、节约，它能够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推动我们前进，而不是分裂我们，阻碍我们。布莱尔认为，第三条道路是通向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成功之路。西方政要谈到的“第三条道路”所涉及的理论对我们重新认识经济法的国家观极有帮助。国内外学者对于这一领域的认识虽然存有差异，但也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其基本特点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分析的模式上。
哈贝马斯的三元分析模式。这是一种“公共领域——经济——国家”的分析框架。这里的“经济”并不是指随便一种经济体制或经济制度，而是指一种特定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与国家相对应的是“公共权力领域”，即政治领域，而与社会相对应的则是“私人领域”。“对于私人所有的天地，我们可以区分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包括狭义的市民社会，亦即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家庭以及其中的私生活也包括在其中。”“私人领域当中同样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它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17](P35)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从属于私人领域，而不同于“公共权力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其实说成是“社会领域”恐怕更准确，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利益。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规等。”“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17](P35)
柯享和阿拉托的三元分析模式。这是一种“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的分析框架。美国哲学家柯享和阿拉托在1992年发表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一书的序言中，“把‘市民社会’理解成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构成的”。他们认为“有必要作以下很有意义的区别，即一方面把市民社会同一个党派、政治组织和政治公共体(尤其是议会)构成的政治社会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把市民社会同一个由生产和分配的组织(通常是公司、合作社、合营企业等等)构成的经济社会区别开来”。“通过切断市民社会与私域之间意识形态上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以及切断国家同公域之间的意识形态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说明了在市民社会、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相互关系。”[19](P190—191)在这里，市民社会是介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领域，其实是一个“社会领域”。
塞拉蒙的三元分析模式。这是一种“政府部门——营利部门——非营利部门”的分析框架。莱斯特·塞拉蒙在《美国的非营利部门》一书中，把“非营利部门”(Nonprofit Sector)看作是有别于“政府”和“营利部门”的第三部门(third Sector)。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非营利部门”和“第三部门”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同一概念。如果我们将塞拉蒙的三元分析模式与柯享和阿拉托的三元分析模式相对比，可以看到“政府部门”对应于“国家”，“营利部门”对应于“经济”，“非营利部门”对应于“市民社会”。在塞拉蒙看来，美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三元社会。
尽管以上三种分析模式各有不同，却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因素。我国一些年青的学者将三个领域分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并对以上三种模式作了如下的归纳：[20](P27—44)
第一，主要活动主体。政治领域的主要活动主体是政府或政府组织。经济领域的主要活动主体是营利组织，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家庭和个人，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社会领域的活动主体包括非营利组织、家庭和个人。
第二，提供主要物品。在政治领域中，政府组织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而且主要是垄断性的公共物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只有政府组织，才有资格为社会提供垄断性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中，营利组织的主要社会职能是通过市场，为社会成员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非营利组织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向社会提供非垄断性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
第三，主要资源来源。在政治领域中，政府获取资源的主要方式是税收。在经济领域中，营利组织的主要资源来源于销售收入。在社会领域中，非营利组织用来“生产”公共物品的资源有三个来源：社会捐赠、政府资助、收费。
第四，主要组织目标。在政治领域中，政府组织的目标是公共服务职能，即通过提供公共物品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可以说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在经济领域中，通过市场交换，满足个人需要，可以说其目标是实现个人利益。在社会领域中，非营利组织的功能在于填补政府功能的空白，可以说其实现的是集体利益。
从上述关于“社会领域”的论述中，可以归纳出一些有助于我们建立法学分析框架的观点。
首先，以上各类三元分析框架中，“经济领域”是由营利组织构成的“私人领域”。“政治领域
借助当代较为流行的三元分析框架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法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国家税收、财政、宏观调控的内容，应当是被国外称为“公共领域”或“政治领域”的内容；而另一部分保护消费者、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的内容则应当是被国外称为“社会领域”的内容。硬将两类不同质的社会关系放在一起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体系的。
(二)利益观。“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1](P292)“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22](P307)“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23](P292)法律体现的意志背后是各种利益。法律是适应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法律的发展根源于利益关系的变化，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制度。
庞德认为，利益是存在于法律之外的一个出发点，法律必须为这个出发点服务。庞德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直接涉及个人生活的要求或希望，并被断定为是这种生活的权利”。[24](P135—136)个人利益是从个人生活的角度出发，以个人生活的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公共利益“涉及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的生活的要求或需要或希望，并断定为是这一组织的权利”。公共利益是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出发，而由各个人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社会利益“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25](P41)社会利益包括了一般安全、个人生活、维护道德、保护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在庞德的社会法理学中，其对法律体系和基本法律概念的分析大部分是以私法为基础，这就预先决定了庞德法学的立足点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协调关系。
个人利益也是一种私人利益。任何时代的历史活动都是由无数单个的具体个人的社会活动所构成，个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最基础的单元。因此，个人利益乃是利益动力结构的原始细胞，通过形成私权关系来实现。公共 《论经济法的国家观(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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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域观。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对传统法律、法学有所突破的十个方面中，有一项突破是，在调整对象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理论中一个法律部门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的“一对一”观点，提出“一个法律部门不一定就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关系也不一定就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将很多不同质的社会关系硬凑在一起，这项突破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从经济法不断被迫缩小调整对象的趋势来看，笔者认为答案只能是后者。
经济法理论应当建立在当代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克林顿认为，我们已把我们的路线称为“第三条道路”，在这条路线上，政府将更积极、有效、节约，它能够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推动我们前进，而不是分裂我们，阻碍我们。布莱尔认为，第三条道路是通向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成功之路。西方政要谈到的“第三条道路”所涉及的理论对我们重新认识经济法的国家观极有帮助。国内外学者对于这一领域的认识虽然存有差异，但也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其基本特点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分析的模式上。
哈贝马斯的三元分析模式。这是一种“公共领域——经济——国家”的分析框架。这里的“经济”并不是指随便一种经济体制或经济制度，而是指一种特定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与国家相对应的是“公共权力领域”，即政治领域，而与社会相对应的则是“私人领域”。“对于私人所有的天地，我们可以区分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包括狭义的市民社会，亦即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家庭以及其中的私生活也包括在其中。”“私人领域当中同样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它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17](P35)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从属于私人领域，而不同于“公共权力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其实说成是“社会领域”恐怕更准确，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利益。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规等。”“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17](P35)
柯享和阿拉托的三元分析模式。这是一种“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的分析框架。美国哲学家柯享和阿拉托在1992年发表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一书的序言中，“把‘市民社会’理解成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构成的”。他们认为“有必要作以下很有意义的区别，即一方面把市民社会同一个党派、政治组织和政治公共体(尤其是议会)构成的政治社会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把市民社会同一个由生产和分配的组织(通常是公司、合作社、合营企业等等)构成的经济社会区别开来”。“通过切断市民社会与私域之间意识形态上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以及切断国家同公域之间的意识形态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说明了在市民社会、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相互关系。”[19](P190—191)在这里，市民社会是介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领域，其实是一个“社会领域”。
塞拉蒙的三元分析模式。这是一种“政府部门——营利部门——非营利部门”的分析框架。莱斯特·塞拉蒙在《美国的非营利部门》一书中，把“非营利部门”(Nonprofit Sector)看作是有别于“政府”和“营利部门”的第三部门(third Sector)。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非营利部门”和“第三部门”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同一概念。如果我们将塞拉蒙的三元分析模式与柯享和阿拉托的三元分析模式相对比，可以看到“政府部门”对应于“国家”，“营利部门”对应于“经济”，“非营利部门”对应于“市民社会”。在塞拉蒙看来，美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三元社会。
尽管以上三种分析模式各有不同，却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因素。我国一些年青的学者将三个领域分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并对以上三种模式作了如下的归纳：[20](P27—44)
第一，主要活动主体。政治领域的主要活动主体是政府或政府组织。经济领域的主要活动主体是营利组织，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家庭和个人，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社会领域的活动主体包括非营利组织、家庭和个人。
第二，提供主要物品。在政治领域中，政府组织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而且主要是垄断性的公共物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只有政府组织，才有资格为社会提供垄断性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中，营利组织的主要社会职能是通过市场，为社会成员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非营利组织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向社会提供非垄断性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
第三，主要资源来源。在政治领域中，政府获取资源的主要方式是税收。在经济领域中，营利组织的主要资源来源于销售收入。在社会领域中，非营利组织用来“生产”公共物品的资源有三个来源：社会捐赠、政府资助、收费。
第四，主要组织目标。在政治领域中，政府组织的目标是公共服务职能，即通过提供公共物品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可以说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在经济领域中，通过市场交换，满足个人需要，可以说其目标是实现个人利益。在社会领域中，非营利组织的功能在于填补政府功能的空白，可以说其实现的是集体利益。
从上述关于“社会领域”的论述中，可以归纳出一些有助于我们建立法学分析框架的观点。
首先，以上各类三元分析框架中，“经济领域”是由营利组织构成的“私人领域”。“政治领域
”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领域”。“社会领域”则界于两者之间。其次，以上各类三元分析框架中，是以团体社会为特征来理解社会领域的。认为社会领域的主要活动主体是非营利的组织，提供的主要物品是非垄断性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实现的是集体利益。最后，社会领域被理解成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互动领域，也可以说是私域与公域之间的一个弹性空间。正如柯享和阿拉托所分析的那样，个人并不是只在私域活动；国家也并不是只在公域活动。国家的有形之手，有时会越过公域的界限，个人的利益有时会超出私域的界限。正是这种市场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导致第三法领域的形成。
借助当代较为流行的三元分析框架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法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国家税收、财政、宏观调控的内容，应当是被国外称为“公共领域”或“政治领域”的内容；而另一部分保护消费者、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的内容则应当是被国外称为“社会领域”的内容。硬将两类不同质的社会关系放在一起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体系的。
(二)利益观。“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1](P292)“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22](P307)“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23](P292)法律体现的意志背后是各种利益。法律是适应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法律的发展根源于利益关系的变化，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制度。
庞德认为，利益是存在于法律之外的一个出发点，法律必须为这个出发点服务。庞德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直接涉及个人生活的要求或希望，并被断定为是这种生活的权利”。[24](P135—136)个人利益是从个人生活的角度出发，以个人生活的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公共利益“涉及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的生活的要求或需要或希望，并断定为是这一组织的权利”。公共利益是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出发，而由各个人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社会利益“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25](P41)社会利益包括了一般安全、个人生活、维护道德、保护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在庞德的社会法理学中，其对法律体系和基本法律概念的分析大部分是以私法为基础，这就预先决定了庞德法学的立足点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协调关系。
个人利益也是一种私人利益。任何时代的历史活动都是由无数单个的具体个人的社会活动所构成，个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最基础的单元。因此，个人利益乃是利益动力结构的原始细胞，通过形成私权关系来实现。公共 《论经济法的国家观(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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