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力更生主义：农村对城市扩张的回应

日益形成新的力量。
　　
　　其次，李培林认为“村落的经济边界是基于经济活动和财产权力的网络和疆域，村落的终结往往始肇于经济边界的开放”；而笔者认为考察村落经济边界的存在与否，更多应该考察“农民个体间的交易活动”，这种交易活动与“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不同，更多强调交易媒介——货币化的土地。由于国家一系列关于宅基地及农业用地产权的规定，郊区农村目前还拥有土地和宅基地的农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资本”的“租借（给外地人）”将带给他们源源不断的收入，并且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通过“讨价还价”等手段抵御城市化的“开发”。而事实是这种“地租交易”模式可能使村落的经济边界得以长时间的维持。人们在这种交易的过程中都会理性地维持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希望以最低的价格保证生存空间的稳定，另一方面希望稳定的收益保证生活可持续。本地村民与外地村民通过交易活动的“最大化理性”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共同发挥了维持村落经济边界——货币化的土地得以长时间存在的作用。与此密切相关，目前，在上海郊区农村很多地方都无法推行村改居制度，即使是在已经高度城市化的近郊农村，很多还保持着村的建制，就是因为集体资产处置的障碍——这种障碍的产生正是因为村民基于“集体身份”的维权行动。在村民看来，集体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现实利益和潜在利益，他们甚至有目的、有计划地在维持这种身份，而这种基于主动性的整体维持，也成为村落行政边界得以维系的主要基础，并使得城市化再次遇到制度性障碍。
　　
　　对于农民来说， “土地是研究农民在土地上进化与发展的历史”。土地集中体现了农民的集体认同——土地具有多重属性。主要有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其中，经济属性在生存资料的生产和集体劳动的进行过程中形成了村民的集体认同感。如前所述，土地的生产功能以“货币地租”和“集体身份”的形式存在，但事实上它在“交易”的过程中使土地的价值深入人心，使村民的集体认同得以强化。而文化属性在生活方式的确立和社会交往系统形成的过程中使本土价值观得以再建。文化属性是联系农民与农民身份之间的纽带，是形成村落集体认同的唯一载体，是乡村诸多边界存在的基石。如果农民对土地的集体认同感依然存在，那么无论这种认同是基于何种理性，以土地作为基础的乡村文化边界、经济边界、行政边界都将长期存在。而且，基于这种边界维持冲动的自发的维权行动也将持续展开，城市扩张不得不与这种具有强大动力的内生力量进行博弈。如果这种博弈最终因为社会稳定因素而不得不被重视，那么可能就是一次伟大变革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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