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李占荣

借贷责任和契约关系的法律。
明朝末年，帕摩主巴政权被推翻，彭措南杰建立了第悉藏巴地方政权，又称噶玛政权。社会变革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使法制的变化成为不可避免。因此，噶玛丹迥旺布下令由地方长官贝色利用藏族传统法律资源、伦理道德资源、宗教禁忌，并直接参照吐蕃王朝法律和《十五法》，制定了《十六法》。在立法体例上，《十六法》直接继承了《十五法》的传统体例，甚至许多律名都是从《十五法》中直接照搬而来。（清代为藏地区的《十三法》又是以《十五法》《十六法》为蓝本，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为论述方便，一并列入对照表中。）见下表：
篇名
十五法律名
十六法律名
十三法律名
1
英雄猛虎律
英雄猛虎律
镜面国王律
2
懦夫狐狸律
懦夫狐狸律

3
地方官吏律
地方官吏律

4
听讼是非律
听讼是非律
听讼是非律
5
逮解法庭律
逮解法庭律
拘捕法庭律*
6
重罪肉刑律
重罪肉刑律
重罪肉刑律*
7
警告罚锾律
警告罚锾律
警告罚锾律*
8
使者脚钱律
胥吏供给律
使者薪给律*
9
杀人命价律
杀人命价律
杀人命价律*
10
伤人抵罪律
伤人血价律
伤人赔偿律*
11
狡诳洗心律
狡诳洗心律
狡诳洗心律*
12
盗窃追偿律
盗窃追偿律
盗窃追偿律*
13
亲属离异律
亲属离异律
亲属离异律*
14
奸淫罚锾律
奸淫罚锾律
奸污罚锾律*
15
半夜前后律
半夜前后律
半夜前后律*
16

异族边区律

《十六法》秉承中国法律传统，具有诸法合体之特征，既有民事法律、刑事法律，也有行政法律和经济法律，既有实体法，也有程序法。其中的经济法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法律中。《地方官吏律》：它本是典型的行政法，但包含若干经济法规范，该法规定除个别因战乱而流浪者之外，不许发给有关减租免税的凭照；对手欠债务者要按规定征收，不得随便没收财产。《警告罚锾律》规定了实物与银钱的换算比价，带有货币法的特点，同时又有价格法的影子。该法也详细地记录了西藏各地的度量衡法律制度，体现了藏族经济法渊源的多样性。《胥吏供给律》与《十五法》的《使者脚钱律》大致相当，只是律名不同，它是关于藏族人民对官吏下乡强制执行案件时提供食宿、支付费用的法律，它规定：凡属官府派出的讨价人员，偿还债务的户头对主要人员每两天送给两条小羊腿和一条大羊腿，其侍从人员，每三天送一条小羊腿。此外要送五碗茶和酒等物；骡马等牲蓄供应二升饲料。同时还规定了免除义务和追加义务的条款：对按期缴纳者不得借口索取脚力，每拖延一天要加收五升脚价。这些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可以确保法律的贯彻执行和经济关系的稳定。《半夜前后律》是关于农牧业生产方面的法律。根据藏族习惯法，农牧民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借用牛、马等牲畜，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这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然而牲畜死亡等突发事件必然引起纷争。对此，《半夜前后律》做了明确的规定：如果所借牲畜死于借者手中，要照价赔偿，如完好地交还过一夜后死亡，借用者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所借牲畜在前半夜死亡，则由借用者赔偿。如果所借牲畜死于鞍疮等病因，则依具体情况作出适当赔偿。当然，该法律也对商业活动和农田管理等活动也作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规定，成为调整藏族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法律。
清初，集西藏政教权力于一身的五世达赖喇嘛为了确保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在西藏的政治经济统治，决定制定法典。他命令第巴索南饶丹修订法律。第巴索南饶丹对《十六法》进行了调整、补充和重新解释，删去第1条《英雄猛虎肆》，第2条《懦夫孤狸律》和第16条《异族边区律》，最终编纂成《十三法》，又称《十三法典》。其中的经济法律规范与《十六法》十分接近，主要包含在《盗窃追偿律》和《半夜前后律》之中。
三、国家制定法中的藏族经济法律规范对藏族社会经济的规制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范体系。从国家政治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宋朝以前，主要的藏族地区仍然游离于正统的中史政权的控制之外。直到唐朝，松赞干布娶文成主以后，吐蕃与唐朝才结为友好关系，但双方的友好与臣服是表面的，双方争夺吐谷浑和西域四镇的斗争一直在进行。①可以说，在政治上唐蕃之间甥舅关系的建立密切了吐蕃民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后来吐蕃地区纳入中国版图，藏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奠定了基础。②因此，国家制定法中的藏族经济法律应当从宋代起论。
（一）宋朝对藏区的经济立法
十世纪，由于赞普达

摩被佛教僧侣刺杀，吐蕃社会处于封建制度状态。嘶啰政权建立后，与宋修好，宋朝对嘶啰等各加封号、给赏赐，双方基本上确立了一种臣属关系。宋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推行“以夷制夷”，“联蕃制夏”（西夏：笔者注）的策略，同时重注通过经济法律来调整双方的经济关系，进而实现其政治目标。据《长编》卷384载，公元1086年的一道诏令明确指出：“国朝置蕃官必沿边挖扼之地，赐以土田，使自营处……”这种土地法律制度是与其“加封蕃族”的策相配套的。宋朝曾加封嘶啰“宁远大将军”便是其“蕃官法”的表现。为加强与蕃部之经济联系，通过“茶马互市”来规制宋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其立法过程大致相当于现代立法体制中的委任立法，即行政官员以“奏折”形式对茶马贸易提出建议草案，然后皇帝以“诏”的形式批准。例如，嘉佑七年，陕西提举买马监牧司奏：“旧制，秦州蕃汉人月募得良马二百匹至京师，给彩绢、银碗、腰带、锦袄子。蕃官，四鹘隐藏不引至者，并依汉法论罪。岁募及两千，给赏物外，蕃部补蕃官，蕃官转资回鹘百姓加高给赏。今原、渭、德顺军置场马市、请如秦州例施行。诏从之”。③熙宁三年，“时诲上《马政条约》诏领行之。”④对违反“茶马互市法”者，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如京畿转运使吴择仁“擅改茶法，夺职免。”⑤其实，宋代的茶马互市法是宋代统一的茶法的特别法，宋代的“盐茶专卖法”十分完善，设立专门的“榷货务”主管此事，凡匿不交产物而私贩者，茶叶没收，计值论罪。持杖贩私茶为官司捕获者，皆处死刑。⑥
宋王朝针对汉蕃关系的新形势，不断制定和颁行土地法，以诏、令等形式发布施行。公元1026年诏曰：“陕西弓箭手毋得典买租赁蕃部土田，其蕃汉愿合种者听之”①1052年又诏曰：禁鹿延路汉户以田产与蕃官买卖者。1067年诏：取边民阑市蕃部出八千顷，给以弓箭手。由于蕃部岁饥，以田质于弓箭手，过期辄没。（蔡）挺为贷官钱，岁息什一，后遂推为蕃汉青苗、助役法。②1074年诏曰：“应熟夷税户无买田宅与生夷，并依缘边户典卖田土与《蕃部法》”③由此可见当时的经济立法中已有“典买”“租赁”、“买卖”、“质押”“孳息”等诸多法律关系，反映出王朝对藏区立法的完备程度。
由于藏区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宋代藏区仍然处于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是象征性的臣属关系，但这种关系的维持不以地方向中央交纳赋税为经济关系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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