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李占荣

肃总兵官任礼等的敕令中指出：“近者西宁等处蕃僧喇嘛来朝贡者甚众，沿途军马供给烦劳。……今至者惟远方化外之人，如例起送，余留尔处，照旧管待，听候所进之马，就彼给军骑操，方物俱贮官库，第具数来闻，用偿其值。凡彼情有欲言，尔等研实，即为条陈，听候处置、庶偿此两便。②”这样，将那些通过进贡谋取利益者拒之门外，规范了贡赏关系。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经济法律仍没有摆脱“因事制法”的落后状态，而皇帝随时颁发的敕令就是最重要的法律渊源。
2、茶马互市法
明代继续推行茶马互市来控制和安抚地处边陲的藏族，加强明王朝的政治经济统治。茶马互市对藏族地方和中央政府都意义非同寻常。由于“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扎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之。”③因此，“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之法，用以制羌、戎。而明制尤密。”④明朝的“茶马互市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大明律》专列《茶法》，二是在《问刑条例》中专列《私茶条例》。显然，这些法律具有特别法的性质。由于茶为“民所不可无”，“番用不可缺”之物，因此明王朝积极组织与藏族进行茶马贸易，并从中“三十抽一”，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法律还规定在杭州，江宁等地设立“茶引所”，在产茶地还设产课司，立仓收储茶叶，以专市马。为了防止私市交易，设立了“金牌信符”制度，将刻有“皇帝圣旨”，“合当差发”、“不信者斩”字样的金牌发给甘青纳马之族，作为互市和征调征购马匹的凭证。同时，还在川陕等地设立“茶马司”，来检验“符牌，以听各蕃纳马易茶”。法律还规定：贩茶者必须请买“茶引勘合”，如不请买或使用过期的“茶引勘合”，按贩私盐律杖一百，徒三年。如果“兴贩私茶、潜在边境，与番夷交易，”“不拘斤数，连知情歇家牙保，俱发烟瘴地而充军。”《私茶条例》规定了“行人”视察和“御史”视察制度，并规定了对贩卖私茶者和失察者的处罚，但比《大明律》规定的处罚要轻一些。这主要是由于汉藏人民茶马交换和其他物质交换的扩大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历史潮流。茶马贸易的实施客观上促进了汉藏人民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作为经济法的“茶马互市法”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茶马贸易，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贸易的发展，它的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四）清朝在藏区的经济法律
在清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对达赖册封之前，蒙古汗王固始汗已于1642年消灭了藏巴汗，成为掌握西藏军政大权的真正统治者。1653年，清政府除册封宗教领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⑤同时考虑到当时的历史与现实，决定又以金册、金印册封西藏的实际政治领袖固始汗，嘉奖其“尊德乐善，秉义行义，惠泽克敷，被于一境，”“倾心归顺”，封其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固始汗），期望他能够“益矢忠诚”，“作朕屏辅”，以“带砺山河，永膺嘉祉。①”而固始汗为了利用达赖在宗教方面的影响巩固其在西藏的地位，“把全藏的赋税送与达赖，作为达赖个人费用和黄教的活动经费”②这也客观上为西藏政权教合一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清政府默许了达赖征收赋税的权利，使之成为不成文的法律制度。清朝在藏区的经济立法，主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赋税与差役法
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带有明显的继承性。一方面，清王朝确立了“参汉酌金”的立法路线，继承了明代的一些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清政府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采取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原则，承认了藏族地区原有的一些经济法律的效力。然后通过专门立法，将这些法制文明的成果吸收到专门法中。《藏内善后章程》就是这样一部针对藏族社会的专门法律。它的内容主要包括：
（1）整顿税制、依法纳税的法律规范。各村落应交政府之赋税、地租以及物品，邻近各地多派僧官催交，较远

者多派俗官催交。可见在当时的藏族社会，存在着拖延缴纳赋税的现象，这也许与藏族社会下层对中央政权的认同程度低有关。于是立法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加强了，明确了赋税催交制度。法律还规定了征税人员依法征税的规范：近查僧俗官员和宗本中有少数坏人，将所收赋税地租不交政府而入私囊，致逐年积欠者甚多。甚有催收本年赋税时，强加给住地户负担者，以致苛捐繁重，民不聊生。以后强佐派人催交赋税时，应按规定期限办理。僧俗官员及宗本等只准催清当年赋税，不得提前催收来年赋税。
（2）减免差役的法律规范
《藏内善后章程》明确规定：此次廓尔喀侵犯藏地，西藏许多村落废墟，人民饱偿痛苦，因此对于所属人民应大发慈悲，予以爱护。最后决定济咙、绒夏，聂拉木等三个地方免去两年的一切大小差徭。宗喀、定日、喀达、从堆等地方各免去一年的一切差徭。并免去前后藏所有人民铁猪年（1791年笔者注）以前所欠的一切税收。政府僧俗官员各宗谿负责人等，所欠交税收也都减免一半。1795年，为落实《藏内善后章程》，八世达赖强白嘉措在驻藏大臣松筠授意下决定：“除商上必需之草料柴薪牛羊猪事项照旧交纳外，所有应交各项粮石，本色折色钱粮，普免一年。并将所有百姓自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之旧欠粮石，及牛羊猪各项钱粮四万余两，概行豁免。……再唐古忒百姓本来穷苦，又因差事繁多，逃散甚众，倘若不行查办，优加扶恤，不但商上百姓日渐逃亡，且百姓缺乏食衣，所住房屋必然破坏，今欲招回百姓人等，给予银两，修补房屋，再有投入世家人户的百姓，亦当今归本处安置，商上给予口粮籽种，各务农业。三年之内，免其交纳钱粮，不派各项乌拉差事，用示体恤。”③这些法律规定及实施办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稳定人心、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维护清朝在西藏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根据皇帝圣谕：“军差、驿站和宗站等差役，对谁也不准减免”④
（3）平均赋役的法律规范
《藏内善后章程》明确规定：“西藏之税收，乌拉等各种差役，一般贫苦人民负担苛重，富有人家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领得免役执照，达赖喇嘛之亲属及各大呼图克图亦领有免役执照。各噶伦、代本、大活佛之庄民也多领得免役执照。今后所有免役执照一律收回，使所有差役平均负担。在专制的封建时代，在封建农奴制的西藏地区，清王朝能够在法律中体现出这种程度的公平，反映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所包含的正义价值，当然，其阶级局限性是毋容置疑的。”
2、货币法
法律明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统归驻藏大臣稽查总核，”并设立机构，铸造藏银元，由管财政的“商上”负责鼓铸工料役夫，但由驻藏大臣派遣人员“督同监造”，如果有掺杂锡、铁等假料而被发觉时，所有由汉官及噶伦委派的孜本，孜仲等管理人员以及工匠人等，一并治罪，并依所铸假币数目加倍罚款。法律同时还统一了货币的成色与折算比价。对于货币的质量，由驻藏在臣派汉官合同噶伦进行检查，并用汉银换回藏政府和尼泊尔政府曾铸造的假币，规定比价是汉银一两换一百枚假章卡，并规定藏地方政权以后不得私自铸造章卡。中央政权在藏区实施的货币法，扭转了藏族地方政权利用假币榨取人民血汗的局面，使得财政权力归中央，由中央的代理人驻藏大臣代替行使，也使得藏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纽带得以确立和加强。
3、限制对外贸易的法律
有清一代，基本上奉行封闭自守的方针。早在顺治十二年，首颁禁海令，不许片帆下海，违者重罪。之后虽曾开海禁，但有诸多限制，如禁止粮食、兵器、木板、铁器、火药、土硝、硫磺等出口。出海人员随船携带的粮食，限每日每人米一升，余米一升，以防风阻。如有越额之米，查出入宫，船户、商人一并治罪。①与海禁相似的是陆禁。西藏地区与外相接，《藏内善后章程》明确规定：接壤藏地各番部落差人来藏，令边界营官禀明驻藏大臣验放。有禀驻藏大臣者，由驻藏大臣给谕。有呈达赖喇嘛者，俱禀送驻藏大臣译验，商发谕贴。在藏地边界，各设关卡，不得私越关卡与外交易。以后法律又重申：“如有私越边界者，即行从重惩办。”②当然，限制对外经济交流有时只是一个幌子。清政府甚至明确规定不准噶伦与外面私通信息，也是主要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无论如何，清朝法律禁止和限制藏族对外贸易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余 论
通过以上对藏族经济法的述论，我们不难看出藏族经济法的多元性特征。这种多元性表现在：藏族经济法不但包含了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而且也包括藏族局

《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李占荣(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