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政冷经热”现象探析
复杂交错的局面。
二、中日出现“政冷经热”的原因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1993年以后，影响中日关系的诸条件的变化导致了中日之间的“政冷经热”局面。
1、内外环境的变化是导致“政冷经热”的根源
第一，国际环境的变化。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把中国视为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潜在对手，日本的思路也与之合拍。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启动了“重新定义”进程，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形成了战略压力，特别是对中国的台湾问题构成了军事干预的威胁。
第二，中日战略态势的变化。日本经济在1991年后陷于长期萧条，中国则于90年代进入了经济腾飞期。同期，日本决策层借美国的“压力”突破“和平宪法”体系的动向日趋明显，其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强国的意愿日趋强烈。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日之间的相互竞争与戒备心理形成了恶性循环。
第三，中日国内条件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其领导层的对日政策日趋稳定和积极。而日本政界却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化，各主要政党在强化日美同盟、修宪及海外派兵等方面日益趋同，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维护中日关系基本原则的意识变得淡薄。两国老一代政治家之间的交流渠道逐渐减弱，新一代领导层之间尚未建立起牢固关系。两国间人员交往的剧增和信息传播手段的迅猛发展，使双方民众直接参与两国关系的程度急速增大，出现了双方政府、精英层和大众舆论三者间多元交错、复杂互动的新局面。
在上述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既非“政冷经冷”、亦非“政热经热”的“政冷经热”局面。1995、1996两年，中日关系曾陷于“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
2、日本决策层挑战中日政治关系底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方根据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中日关系现实，适时调整了对日政策，在坚持《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于1998年底推动形成了以中日共同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第三个基本文件--《中日联合宣言》。1999年以来，中方在坚持两国间三个基本文件的基础上，本着高度重视对日关系的精神，为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全面发展付出了很大努力。
然而，来自日方的政治干扰接连不断，三个基本文件的核心部分屡屡受到挑战。特别是2001年以来，小泉首相连续4年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为中日“政冷经热”的最主要根源。日本首相作为政府最高领导人，其参拜供奉着侵华战争责任者亡灵的靖国神社，是突破中日关系政治原则底线、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小泉的这一行为，已导致中日间连续3年多未能实现首脑互访。只是由于中方的冷静、理智的对应，才得以把“参拜”行为给两国交往带来的损害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当前中日高层之间形成了一种很不对称的特殊局面。即对日政策积极稳健、频频发出友善信号的中国领导层，遇到了在对华政策最为消极、不时说出挑衅性言论的日本领导层。
参拜靖国神社是一种严重损害中日政治关系的行为，对其是非及后果，包括小泉在内的日本领导层应当十分清楚。那么，小泉为何要铤而走险，执意走出这步险棋呢？
一些日本人常挂在嘴上、以致近来一些中国人也囫囵接受的说法是所谓“拉选票说”。即称小泉在“遗族会”的压力下不得不去“参拜”。这一论据显然是苍白无力的。且不说为了“选票”就敢挑战国际公理是极其危险的举动，中日复交32年来，没有一任日本首相是因“参拜”而当选，也没有一任首相因没有去“参拜”而丢掉首相宝座。加之，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近年来“遗族会”的人数已大为减少，远不具备左右政坛的影响能力。远的不说，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等小泉的前几任首相，无一人是靠参拜靖国神社而保住首相宝座，也无一人是因未去“参拜”而下台。再则，“参拜”并不一定增
加选票，因为此举势必失去反对参拜的那一部分选民的选票。
因此，小泉“参拜”的原因主要还得从他本人的历史观、政策取向和政治手法上来寻找。最不可思议的是，据说小泉在当上首相之前对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感兴趣，其在第一次竞选首相时也没有把“参拜”作为政治公约。不知他从何处得来灵感，在2001年第二次竞选首相时突然发誓，不管中、韩等国怎样抗议，也一定要在8月15日这个日本战败投降的日子去参拜靖国神社。自从小泉当政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复交32年来罕见的局面，使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的“政冷”局面陷于更加冰冻的状态。显然，小泉已成为中日复交以来在对华关系上负面影响最大的一任日本首相。
据报道，小泉坚称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所有二战阵亡者都是“为国捐躯的英雄”，后人应该对其进行参拜。而且小泉在性格上“我行我素”，固执己见，全不顾中日关系大局而一意孤行。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政治保守化”、“妖魔化中国”的政治氛围，则是使小泉有恃无恐、铤而走险的社会根源。近年来，笔者接触到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包括多位前驻中国大使，都明确表示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其中一些人士还直接力劝小泉停止参拜，但都没有奏效。
目前中日政治关系的主要死结就在于小泉本人。假如小泉是在执意推翻中日关于历史问题的定论，那么这种行为注定要失败，其结果只能是继续给中日关系、进而也给日本自身带来损害。
3、政、官、财、学界缺乏抵制作用
对小泉不顾中日关系大局的行为，日本政界表现出了束手无策和放任自流的姿态。以自民党“派阀政治”的衰退为背景，小泉在竞选首相时摆出了一副“硬汉”姿态，迎合了自民党基层党员中期盼“强人”出现的心理。再则，由于“革新”势力全面衰落，民主党的政策旗帜也不够鲜明，使得在野势力在小泉的对华政策严重倒退时未能发挥有效的牵制作用。
《中日“政冷经热”现象探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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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日出现“政冷经热”的原因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1993年以后，影响中日关系的诸条件的变化导致了中日之间的“政冷经热”局面。
1、内外环境的变化是导致“政冷经热”的根源
第一，国际环境的变化。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把中国视为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潜在对手，日本的思路也与之合拍。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启动了“重新定义”进程，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形成了战略压力，特别是对中国的台湾问题构成了军事干预的威胁。
第二，中日战略态势的变化。日本经济在1991年后陷于长期萧条，中国则于90年代进入了经济腾飞期。同期，日本决策层借美国的“压力”突破“和平宪法”体系的动向日趋明显，其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强国的意愿日趋强烈。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日之间的相互竞争与戒备心理形成了恶性循环。
第三，中日国内条件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其领导层的对日政策日趋稳定和积极。而日本政界却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化，各主要政党在强化日美同盟、修宪及海外派兵等方面日益趋同，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维护中日关系基本原则的意识变得淡薄。两国老一代政治家之间的交流渠道逐渐减弱，新一代领导层之间尚未建立起牢固关系。两国间人员交往的剧增和信息传播手段的迅猛发展，使双方民众直接参与两国关系的程度急速增大，出现了双方政府、精英层和大众舆论三者间多元交错、复杂互动的新局面。
在上述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既非“政冷经冷”、亦非“政热经热”的“政冷经热”局面。1995、1996两年，中日关系曾陷于“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
2、日本决策层挑战中日政治关系底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方根据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中日关系现实，适时调整了对日政策，在坚持《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于1998年底推动形成了以中日共同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第三个基本文件--《中日联合宣言》。1999年以来，中方在坚持两国间三个基本文件的基础上，本着高度重视对日关系的精神，为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全面发展付出了很大努力。
然而，来自日方的政治干扰接连不断，三个基本文件的核心部分屡屡受到挑战。特别是2001年以来，小泉首相连续4年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为中日“政冷经热”的最主要根源。日本首相作为政府最高领导人，其参拜供奉着侵华战争责任者亡灵的靖国神社，是突破中日关系政治原则底线、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小泉的这一行为，已导致中日间连续3年多未能实现首脑互访。只是由于中方的冷静、理智的对应，才得以把“参拜”行为给两国交往带来的损害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当前中日高层之间形成了一种很不对称的特殊局面。即对日政策积极稳健、频频发出友善信号的中国领导层，遇到了在对华政策最为消极、不时说出挑衅性言论的日本领导层。
参拜靖国神社是一种严重损害中日政治关系的行为，对其是非及后果，包括小泉在内的日本领导层应当十分清楚。那么，小泉为何要铤而走险，执意走出这步险棋呢？
一些日本人常挂在嘴上、以致近来一些中国人也囫囵接受的说法是所谓“拉选票说”。即称小泉在“遗族会”的压力下不得不去“参拜”。这一论据显然是苍白无力的。且不说为了“选票”就敢挑战国际公理是极其危险的举动，中日复交32年来，没有一任日本首相是因“参拜”而当选，也没有一任首相因没有去“参拜”而丢掉首相宝座。加之，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近年来“遗族会”的人数已大为减少，远不具备左右政坛的影响能力。远的不说，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等小泉的前几任首相，无一人是靠参拜靖国神社而保住首相宝座，也无一人是因未去“参拜”而下台。再则，“参拜”并不一定增
加选票，因为此举势必失去反对参拜的那一部分选民的选票。
因此，小泉“参拜”的原因主要还得从他本人的历史观、政策取向和政治手法上来寻找。最不可思议的是，据说小泉在当上首相之前对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感兴趣，其在第一次竞选首相时也没有把“参拜”作为政治公约。不知他从何处得来灵感，在2001年第二次竞选首相时突然发誓，不管中、韩等国怎样抗议，也一定要在8月15日这个日本战败投降的日子去参拜靖国神社。自从小泉当政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复交32年来罕见的局面，使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的“政冷”局面陷于更加冰冻的状态。显然，小泉已成为中日复交以来在对华关系上负面影响最大的一任日本首相。
据报道，小泉坚称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所有二战阵亡者都是“为国捐躯的英雄”，后人应该对其进行参拜。而且小泉在性格上“我行我素”，固执己见，全不顾中日关系大局而一意孤行。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政治保守化”、“妖魔化中国”的政治氛围，则是使小泉有恃无恐、铤而走险的社会根源。近年来，笔者接触到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包括多位前驻中国大使，都明确表示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其中一些人士还直接力劝小泉停止参拜，但都没有奏效。
目前中日政治关系的主要死结就在于小泉本人。假如小泉是在执意推翻中日关于历史问题的定论，那么这种行为注定要失败，其结果只能是继续给中日关系、进而也给日本自身带来损害。
3、政、官、财、学界缺乏抵制作用
对小泉不顾中日关系大局的行为，日本政界表现出了束手无策和放任自流的姿态。以自民党“派阀政治”的衰退为背景，小泉在竞选首相时摆出了一副“硬汉”姿态，迎合了自民党基层党员中期盼“强人”出现的心理。再则，由于“革新”势力全面衰落，民主党的政策旗帜也不够鲜明，使得在野势力在小泉的对华政策严重倒退时未能发挥有效的牵制作用。
《中日“政冷经热”现象探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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