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政冷经热”现象探析
行动纠正有损于中日关系的政治行为。究其原因，这与目前日本政界对华防范心理上升和对华战略尚处于“漂流”与“贫困”状态密切相关。
一位日本经济界人士指出：“如今日中关系发展不顺畅的很大原因就在于小泉本人”，“目前对华经贸往来的最大风险因素就是小泉”。《朝日新闻》资深记者船桥洋一就此指出，直接参与对华经贸关系的日本经济界人士都亲身感受着“政冷”导致的中国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另据一家法国银行对200个主要日本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其中80%认为“政治紧张正在给对华经贸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然而，日本企业却并没有因此而积极游说本国的政治家们。船桥认为，如今日本企业缺少活力，疲于恢复景气，没有金钱、人力和时间来对政治家进行“院外活动”。再看政府各部门，经产省大臣宝座接连由对华“毅然派”把持，外务省则沦为无所适从的“茫然派”，而迄今为止主导对华外交的自民党桥本派则成为沉默不语的“悄然派”。船桥指出，小泉的“对华游戏”的前提是，在经济上中国需要日本更甚于日本需要中国。然而，这个前提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如果有朝一日中美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化，中国的对日姿态很有可能变得强硬起来。一些日本学者也对小泉执意“参拜”的短视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四、对“政冷经热”的深层思考
1、“政冷经热”不可避免
目前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因而在一定时期内难以完全避免。
“经热”，是中日共同利益使然。它是以互惠互利为基础，由政府推动和民间主导的结果。1972年时，中日贸易额还不到11亿美元，而2003年则已达到超过1300亿美元。日本大型企业对华投资向来谨慎，但最近几年，丰田、日产、松下、日立等主要企业纷至沓来，不仅要在中国建厂，还要逐步把研发中心移至中国。日本经济界越来越清楚，21世纪的最大商机就在中国。中国的企业也已开始登陆日本列岛，虽规模尚小，但有望在今后日益扩大。当年，中国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日本则以处于上升期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对中国提供了资金合作。而今，日本正在就减、停还是维持对华资金合作进行着探讨。
“政冷”，是中日利益冲突使然。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在历史、台湾、安全、领土、经援等关键问题上不时偏离其前任铺下的轨道，不断触犯两国共识和中国利益。以此为背景，在日益开放的舆论环境下，中国民众中出现了从另一个角度对“72年体制”提出质疑的现象。不少人认为，中国“以德报怨”的姿态并未换来日本政府的战略响应和日本民众的相应理解，这种情绪有时发展成强烈的排日舆论。在台湾问题上，人们认为日本在有意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正明里暗里鼓舞着“台独”势力。
由此可见，“政冷”将是一定时期内不以中国的单方面意志为转移的中日关系现实。走出这一局面，需要中日双方做出共同努力，尤其需要日本领导层不再做出背离两国共识、损害中国利益的举动，为缓解两国舆论拿出实际行动。
近来，有的学者一味强调不能以历史问题损害经济利益，把日本企业来华投资说成是“友好行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
本来，历史问题的基本套路是，日本右倾保守势力不断挑起为侵华历史翻案、伤害中国民众感情的事端。中方经过一再克制才被迫做出有限反应。
其次，中方对日本历史翻案势力的反应，并不是对日本企业的反应。日本企业只管继续与中国发展经贸往来，合理、合法地赚取利润则可，尤其不应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翻案言行百般辩护，而是应自觉抵制这些翻案言行才对。
日本企业来华投资，是中日两厢情愿之事，主要驱动力来源于经济利益。在垂直分工型的中日经济结构中，日本企业拿到利益的大头，中国只拿到其小头。而且，迄今为止来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大部分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非高科技中小企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其国内竞争中淘汰出局的高成本、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它们把这些劣势统统转移到了中国。再者，对以制造业见长、以海外市场为依托的日本来说，不断开拓中国市场，将是其21世纪经济战略的最佳选择。
认清和接受中日“政冷”难以完全避免的客观现实，对中日政治
关系的波动起伏做好心理准备，不幻想靠单方面让步换取“政热”局面，这将有利于更加冷静、理智地对待和处理中日政治摩擦，稳步推动对日关系向前发展。
2、“政热”需要共同努力
近来，国内个别人士在未能深刻把握日本政治意图和手法的情况下，声言要“为中日关系求解”，但其开出的处方竟如此粗糙：中国应向日本全面让步！日本人也已充分把握了一些中国人的心理弱点，在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是非如此分明的问题上竟然强硬起来。最近笔者就听到一位驻京日本记者强词夺理地说道：“（在中日首脑互访问题上）反正日本不想采取任何举措，惟一的办法就是中方让步！”事实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小泉停止参拜，才是中日政治关系走出低谷的先决条件。
日本一位资深学者的逻辑更是离谱。他主张，中方在上世纪80年代率先提起“历史问题”，在国内加强“反日教育”，是日中间发生历史问题的根源。对于在历史问题上一贯采取宽大为怀、“以德抱怨”姿态的中国人来说，这种颠倒因果本末的怪论只能起到增大对历史翻案言行反感的作用。
近来，在中日间的各种交流或研讨会上常常出现一种怪现象。中方代表在历史问题上十分克制，一般不会主动提起这个话题。但日方代表却咄咄逼人，总要提起历史问题，花费大段时间来向中方提出挑战，似乎他们反倒十分占理似的。
种种事实证明，“揪住历史问题不放”者，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日本的历史翻案势力迫不及待地欲推翻其侵略历史定论，不断伤害和刺激着中国民众的感情。而大量“善良”的日本人对这一因果关系缺乏认识，反而一有机会就向中方发火，客观上起到了掩护 《中日“政冷经热”现象探析(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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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本经济界人士指出：“如今日中关系发展不顺畅的很大原因就在于小泉本人”，“目前对华经贸往来的最大风险因素就是小泉”。《朝日新闻》资深记者船桥洋一就此指出，直接参与对华经贸关系的日本经济界人士都亲身感受着“政冷”导致的中国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另据一家法国银行对200个主要日本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其中80%认为“政治紧张正在给对华经贸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然而，日本企业却并没有因此而积极游说本国的政治家们。船桥认为，如今日本企业缺少活力，疲于恢复景气，没有金钱、人力和时间来对政治家进行“院外活动”。再看政府各部门，经产省大臣宝座接连由对华“毅然派”把持，外务省则沦为无所适从的“茫然派”，而迄今为止主导对华外交的自民党桥本派则成为沉默不语的“悄然派”。船桥指出，小泉的“对华游戏”的前提是，在经济上中国需要日本更甚于日本需要中国。然而，这个前提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如果有朝一日中美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化，中国的对日姿态很有可能变得强硬起来。一些日本学者也对小泉执意“参拜”的短视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四、对“政冷经热”的深层思考
1、“政冷经热”不可避免
目前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因而在一定时期内难以完全避免。
“经热”，是中日共同利益使然。它是以互惠互利为基础，由政府推动和民间主导的结果。1972年时，中日贸易额还不到11亿美元，而2003年则已达到超过1300亿美元。日本大型企业对华投资向来谨慎，但最近几年，丰田、日产、松下、日立等主要企业纷至沓来，不仅要在中国建厂，还要逐步把研发中心移至中国。日本经济界越来越清楚，21世纪的最大商机就在中国。中国的企业也已开始登陆日本列岛，虽规模尚小，但有望在今后日益扩大。当年，中国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日本则以处于上升期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对中国提供了资金合作。而今，日本正在就减、停还是维持对华资金合作进行着探讨。
“政冷”，是中日利益冲突使然。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在历史、台湾、安全、领土、经援等关键问题上不时偏离其前任铺下的轨道，不断触犯两国共识和中国利益。以此为背景，在日益开放的舆论环境下，中国民众中出现了从另一个角度对“72年体制”提出质疑的现象。不少人认为，中国“以德报怨”的姿态并未换来日本政府的战略响应和日本民众的相应理解，这种情绪有时发展成强烈的排日舆论。在台湾问题上，人们认为日本在有意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正明里暗里鼓舞着“台独”势力。
由此可见，“政冷”将是一定时期内不以中国的单方面意志为转移的中日关系现实。走出这一局面，需要中日双方做出共同努力，尤其需要日本领导层不再做出背离两国共识、损害中国利益的举动，为缓解两国舆论拿出实际行动。
近来，有的学者一味强调不能以历史问题损害经济利益，把日本企业来华投资说成是“友好行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
本来，历史问题的基本套路是，日本右倾保守势力不断挑起为侵华历史翻案、伤害中国民众感情的事端。中方经过一再克制才被迫做出有限反应。
其次，中方对日本历史翻案势力的反应，并不是对日本企业的反应。日本企业只管继续与中国发展经贸往来，合理、合法地赚取利润则可，尤其不应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翻案言行百般辩护，而是应自觉抵制这些翻案言行才对。
日本企业来华投资，是中日两厢情愿之事，主要驱动力来源于经济利益。在垂直分工型的中日经济结构中，日本企业拿到利益的大头，中国只拿到其小头。而且，迄今为止来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大部分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非高科技中小企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其国内竞争中淘汰出局的高成本、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它们把这些劣势统统转移到了中国。再者，对以制造业见长、以海外市场为依托的日本来说，不断开拓中国市场，将是其21世纪经济战略的最佳选择。
认清和接受中日“政冷”难以完全避免的客观现实，对中日政治
关系的波动起伏做好心理准备，不幻想靠单方面让步换取“政热”局面，这将有利于更加冷静、理智地对待和处理中日政治摩擦，稳步推动对日关系向前发展。
2、“政热”需要共同努力
近来，国内个别人士在未能深刻把握日本政治意图和手法的情况下，声言要“为中日关系求解”，但其开出的处方竟如此粗糙：中国应向日本全面让步！日本人也已充分把握了一些中国人的心理弱点，在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是非如此分明的问题上竟然强硬起来。最近笔者就听到一位驻京日本记者强词夺理地说道：“（在中日首脑互访问题上）反正日本不想采取任何举措，惟一的办法就是中方让步！”事实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小泉停止参拜，才是中日政治关系走出低谷的先决条件。
日本一位资深学者的逻辑更是离谱。他主张，中方在上世纪80年代率先提起“历史问题”，在国内加强“反日教育”，是日中间发生历史问题的根源。对于在历史问题上一贯采取宽大为怀、“以德抱怨”姿态的中国人来说，这种颠倒因果本末的怪论只能起到增大对历史翻案言行反感的作用。
近来，在中日间的各种交流或研讨会上常常出现一种怪现象。中方代表在历史问题上十分克制，一般不会主动提起这个话题。但日方代表却咄咄逼人，总要提起历史问题，花费大段时间来向中方提出挑战，似乎他们反倒十分占理似的。
种种事实证明，“揪住历史问题不放”者，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日本的历史翻案势力迫不及待地欲推翻其侵略历史定论，不断伤害和刺激着中国民众的感情。而大量“善良”的日本人对这一因果关系缺乏认识，反而一有机会就向中方发火，客观上起到了掩护 《中日“政冷经热”现象探析(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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