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四大挑战

0%。因此，对个体家庭经营者的管理势必遭遇特殊的社会风险。
　　
　　第一，与进厂务工的人员不同，个体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直接面对基层管理者。在管理外来务工人员时，企业管理者其实担当了一个中介的角色，但在面对个体经营户时，本地管理者要直接面对经营户。在面对面的执法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情绪上的紧张。尤其是在管理外来经营户时，这个情况更值得重视，很多的外来经营户存在地域性或家族性的聚合，有的相互间还存在某种经济协作关系。
　　
　　第二，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实现相对公平的难度比较大。在某镇11000家个体户中，在工商局登记的只有5600家，实际缴税的约2000家，不缴税的行为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在打击黑车的过程中，总有部分人能够得到情报，逃脱打击。事实上，的确存在一些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盘剥这些黑车司机，进而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第三，相对工厂里的普通工人和本地的一般群众而言，外来个体经营者的。人际关系比较发达，个体经营者的年龄比较大，人情练达。比如笔者所了解的一个非法行医者，他是退伍军人，在部队做卫生员，退伍后到上海非法行医，他很会做人，待人热情，允许别人赊账，还送药给穷人。因此，当政府去取缔时，遇到群众的起哄，最后在警察的帮助下工作人员才安全地撤离了现场。
　　
　　四、“农民农”现象的挑战
　　
　　对应于“农民工”的提法，我们可以把到本地来务农的外来农民称为“农民农”，他们广泛地散布在发达地区尚未被征用或者虽被征用却暂未被开发的土地上。他们的收入比在老家务农高，生活远比农民工自由，而且，他们往往结伴而来，轻易地在当地重建了社会支持网络。越来越多的农民农选择在自己租来的地头搭建大棚居住，与本地农民的小楼相对而望。前者萎靡不振，后者生机勃勃。而且，这些外来农民农确有一种扎根当地、乐不思蜀的倾向。可以说，外来“农民农”对本地农民的更替压力，将可能形成一种生物和文化意义上的釜底抽薪，甚至动摇发达地区乡村的基本社会性质。
　　
　　农民农问题的性质是：我们虽然有能力把本地农民变成市民，却无法把小生产都变成大生产，结果这个小生产的任务就由农民农来完成。
　　
　　对这个判断还可以这样来解释：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看似必然带来农业现代化的契机，许多地方都发展了很多的农业企业来实施规模化经营，但是这种规模经营遇到两个基本问题。其一，到底多大规模才是适度规模？其二，企业的规模经营和家庭的规模经营相比较，是否具有优势？由于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所以，规模经营在发达地区的发展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快。同时，本地农业劳动力又不断退出。结果，本地农业劳动力大量地被外地流动农民所替代。这些流动农民的经营方式往往采取了家庭经营方式，实现了家庭经营基础上的适度规模经营。当然，相比于大企业的规模来说，这些“农民农”家庭的经营规模依然是“小”的，还是小生产。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带来了社会文化更替的可能。
　　
　　注释：
　　
　　①这个提法出自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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