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德模式”看“一国两制”港澳模式：优势、特色及评价

。”所以，当时西德政府除了当机立断没有任何其它选择。
　　
　　与两德激变式统一相比较，“港澳模式”不是立即用一种制度去改造另一种制度，而是让两种制度同时并存，靠两种制度的自然融合，最后趋同。因而表现出了渐变式统一的特点。中国政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设计和安排，主要是出于维护港、澳特别行政区社会稳定的考虑。邓小平曾说过：“香港要稳定。在过渡时期要稳定，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以后，香港人执政，香港也应该稳定。这是个关键。”国内外也均对“港澳模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实施“一国两制”避免了用一种体制去改造另一种体制所带来的痛苦和混乱。从政治实践来看，“港澳模式”的优点则显而易见。对此，我们应当予以充分地肯定。但是，对于渐变式统一的正面功效，我们也不应无限地加以扩大。如前所述，正因为它是过渡性模式，所以，它也留下了制度的区际冲突和二次融合问题。从终极目标上说，中国的统一应当是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完全统一。这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法国法学家巴蒂福尔等人从法学的角度指出：“经验表明，政治主权的统一实际上也要求立法的统一；在同一国家内存在多种立法是一种反常现象，会导致一种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局面。事实上，多种立法的存在一般来说表明对各地地方主义的尊重，在刚刚实现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对地方主义的这种尊重在政治上是审慎的，但是，事态的发展会取消这种地方主义的；在所有欧洲大国中，人们都看到了这种现象。即使地方主义非常强烈的美国，统一的演变也是不可否认的”。尽管巴蒂福尔等人所谈的是一种法律制度现象，但他们的分析也适用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应该说，统一的国家，必然有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制度的统一，国家就不是真正的统一。考虑到香港、澳门的特殊历史和现实，为了保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可能要求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现与大陆地区制度上的完全统一。但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来看，这又应当是全体中国人民必须努力的方向。港、澳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将不断磨合、逐步趋同，最终实现完全统一，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人为的强制和顽固的拒绝，都将会最终损害国家的真正统一。
　　
　　我们分析“港澳模式”的过渡性和渐进性，并不是否认它们的价值和意义。而只是想借此来说明，任何一种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其适用与否，取决于诸多主客观条件。渐进式统一对于中国解决港澳问题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而对于德国统一则未必合适。同时，我们也不应一概地否定两德激变式统一的功效，而应当予以辨证地分析。可以说，激变式统一的功效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功效并不是始终都呈现消极性的。在统一以后的最初几年里，用于体制改造的支出会大量增加，这种支出并不会立即增加总产出，反而急剧的制度变换还会使社会产生大震荡，并常常伴随着经济衰退、失业严重、通胀加速、社会秩序混乱产生。只有经过一段过渡时期以后，这些不利影响就会逐渐消失，统一的正向积极效应就会逐渐显示出来。因此，激变式统一的功效是以迂回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体制改造完毕，转入正常发展后，统一对德国的正向积极效应就会出现并呈现恢复性增长，即呈现出通常所说的“J型曲线”现象。这一点已为德国统一后的现实所证明。通过对“港澳模式”与“两德模式”的特点之比较可以发现，抽象地谈论哪种统一模式“好”与“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同的统一模式具有不同的适应性。可以这样概括：实现国家统一的模式是可以选择的，但选择是有条件的。关键的问题是要对客观情势和现实可能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找到能结束本国分裂状态且双方都能接受的统一制度架构

《从“两德模式”看“一国两制”港澳模式：优势、特色及评价(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