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及其完善

明确，有的虽然明确但不落实，致使暂予监外执行犯名为罪犯，实则如刑满释放一样，无任何约束。有的外出经商，长期不归；有的病情明显好转，甚至痊愈，也不收监；有的赌博、嫖娼、吸毒，甚至重新犯罪。四是缺乏一种改造教育的环境和平台，管理监督机关只管不教,大大的背离了刑罚执行的宗旨。鉴于上述情况，当务之急是认真总结监管暂予监外执行犯的经验、教训，对取保人、公安机关和协助监督单位，制定明确的监督职责，并积极探索和建立司法部目前开展的“社区矫正”教育平台，认真落实规定，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暂予监外执行的后期延续工作。对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危害后果的，要明确追究有关直接责任人法律责任的规定。
第三.收监执行的情形有疏漏  
根据现有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收监：骗取保外就医的；疾病痊愈或者病情基本好转的；以自伤自残等手段拖延保外就医时间的；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经教育不改的；违法犯罪的等等，可称之为法定收监情形。但是这些规定均忽略了以下三种情形：一是保外就医罪犯因经济困难无力就医的，二是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扶养义务人不能尽扶养义务的，三是取保人不能履行担保职责的。对前两种情形，《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13条第1款虽然规定：“罪犯在保外就医期间的生活和医疗费用，由其负有扶养义务的亲属负担；个别确有困难的，经当地公安机关证明，监狱可以酌情予以补助。”但对于不宜采取经济补助方法解决或采取此法也解决不了的，该办法未提及。笔者认为，对患有严重疾病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罪犯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目的就是让罪犯能够在扶养义务人的照料下更好的生活和医疗。当罪犯在监外无法得到和维持这样的生活和医疗时，刑罚执行机关就不应再采取监外执行的方式。笔者在实践中发现确有一些罪犯因经济困难无法继续就医要求监狱收监，有的扬言监狱如拒收就上访等。这已经成为一个应当面对的现实问题。笔者主张：对确有困难无力就医的，监狱可酌情予以补助或收监；如罪犯的扶养义务人死亡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对罪犯有虐待、遗弃甚至加害行为的，监狱可予收监。这样做不但符合立法初衷，也有利于消除罪犯因求助无门可能引发的不安定因素。对后一情形，如取保人死亡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或者不尽职责、不愿继续为罪犯担保的，监狱应要求罪犯重新提供担保人，罪犯不能重新提供担保人的，监狱可考虑收监执行。上述三种情形,  可称之为酌定收监情形，建议纳入立法。另外，对取保人的职责及其恶意不履行担保职责的如何处罚立法上也存在空白，应当尽快弥补。
第四、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提请减刑、假释程序应作特殊规定  
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时，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执行机关所在地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裁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减刑、假释，也均是由监狱等原关押监所提请所在地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裁定。但从实际情况看，罪犯暂予监外执行后，执行地由监狱转至其居住地，实际执行机关由监狱转为当地公安机关，后者通过管理监督更能够全面及时地掌握罪犯的改造表现，便于就地及时收集整理其确有悔改或立功事实的材料。对立法本意也应如此理解,从刑事诉讼法第214条第6款、监狱法第27条的规定就不难看出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期间主要由当地公安机关对其执行管理监督，监狱应处于协助执行的地位。对罪犯提请减刑、假释理应成为当地公安机关管理监督权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况且明确当地公安机关享有此项权利，还可以促使罪犯改变对待公安机关管理监督所持的消极态度，自觉向公安机关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特别是改造表现，积极服从管理监督，以争取公安机关及时为自己报请减刑、假释。因此建议立法明确规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减刑、假释建议，由其居住地公安机关向当地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副本由公安机关在提请之日起三日内抄送当地县级检察院、罪犯原服刑监狱。

①参见王国枢主编：《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参见万洪义:《关于加强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的若干思考》,转引自正义网.
③④参见王秉中主编:  《监所执法实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参考书目:
王国枢主编：《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杨殿升主编：《监狱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王秉中主编:  《监所执法实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我国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及其完善(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