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

，就是要将调查取证权更多的赋予当事人及他们的律师，打官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打证据，双方都有义务取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建立证据开示  ，使律师拥有更大的调查取证权。律师取证的范围广了，机会多了，法院也就没有必要取举证了。除非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如：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材料；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而且是在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法官才能调查取证。
（3）目前我国庭前交换证据的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很多法院的庭前交换证据达不到证据开示的目的。
最高院于2001年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这对之前各地方法院试行的一些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提供了一个全国的标准，但是在这一司法解释中对交换证据的具体程序，方法，以及不进行交换所应承担的责任方面并为做出具体的规定，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证据开示，仅仅是对西方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在一些法院，所谓的庭前证据交换仅仅是走走过场而已，起不到固定争议焦点的作用，证据突袭的现象仍然存在。没有发挥证据开示所应起到的作用。
三．如何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
在我国这样一个存在着职权主义诉讼色彩的国家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典型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我们必须考虑我国的实际，不能将这一制度完完整整的照搬照用，而是应该尽最大限度的取借鉴它。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证据开示的范围。
所谓证据开示的范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哪类案件需要证据开示。二是需要证据开示的案件，哪类证据需要开示。
我们知道案件可以分为简单的也可以分为复杂的。对于简单的案件当事人双方往往对案件事实争议不大，之所以走上诉讼的道路，主要是因为作为义人一方不愿意向权利人履行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和解的可能。而且这类案件简单，相关的证据也不多，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和法官就可以明确双方争议的焦点。没必要再把当事人双方拉在一起开示证据。对于复杂的案件，当事人往往争议过大，案件事实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通过开示对方所掌握的证据可以使双方逐渐了解案件的真相，可以明确双方争议的焦点，撇开双方都予以认可的证据。这样一来，当事人双方还可以通过对案件事实的了解，进一步审视自己的诉讼要求或者答辩意见，很有可能与对方和解，从而达到息诉的效果。
对于一些复杂的案件，是不是各种证据都要无保留向对方开示吗？从西方国家的立法看，并非如此。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2款(1)项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提出与诉讼标的有关联,并且不属于保密特权的任何事项。英国的民事程序规则对证据开示范围提出“一般开示”的概念,指称当事人赖以证明主张的证据资料,不利于该方当事人或他方当事人抑或有利于他方当事人的证据资料,以及相关的应用指南要求该当事人开示的证据资料。可见，实行证据开示制度的英国和美国都没有都没有规定完完整整的开示制度。对于我国而言，我们更应该借鉴美国的“保密特权”制度。我国早在古代就有亲亲相隐制度，这和美国“保密特权”制度有相似之处，不过范围要比“保密特权”制度小的多。美国法上的保密特权是对证据开示范围的限制，包括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和律师准备的诉讼资料。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具体又可分为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夫妻之间的保密特权，神职人员和忏悔者之间的保密特权，会计师和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等。对于此，在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时应予以吸收借鉴，因为虽然这样做可以说是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设置了一定的障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能更好的保护和维护一些重要的社会关系，这样规定体现了立法价值目标的追求，即确定案件的法律事实固然重要，但不能以损害某种重要的社会关系为代价。【5】以此赋予相关人员拒证权，也就是说与当事人一方有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有监护和被监护关系，存在医患关系，代理委托关系的人可以拒绝作证。
除此之外，有学者对证人证言是否应该开示存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不应对证人证言进行开示。其认为证人证言主观性很强，易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是民事案件有些证人也不乐意出庭作证，如果经过证据开示，使另一方当事人知道证人的姓名和地址，就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干扰证人作证，威胁利诱，可能使本来就不太乐意做证的证人更不愿意作证或者干脆倒戈。我想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0条的规定原告在起诉时必须在起诉状上写上证人姓名和住址。因此在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对方就知道了证人的姓名和地址。也就是说即使不向对方开示证人证言，对方也有可能获知证人的有关情况。
（2）  证据开示的主持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9条一款中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也就是说最新的司法解释将证据交换的主持赋予了审判人员。对于审判人员我们可以理解为合议庭成员，也可以理解为书记员,在这里该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如果由合议庭成员主持，虽然遇到当事人提出和解请求时可以很方便的予以解决，但是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还是缺点大于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由法官主持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从而使以后的法庭审理留于形式。这种情况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非常普遍。笔者曾经到一法院实习，发现法官在庭审中不是交头接耳的聊天，就是坐在上面忙自己的事情，不管下面的双方当事人怎么辩论。一位法官曾直言不讳告诉我，庭审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案子在没开庭之前早有定论。试想，在没有实行证据开示制度时，法官就已经未审先定了，如果我们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时还是由法官主持的话，岂不更能导致未审先定。那么我们确立证据开示制度所追求的公正从何谈起呢？西方国家如美国证据开示实行预审制度，由预审法官主持证据开示。但就我国来说，这样做会使本来已经够臃肿的法院内部机构更加臃肿。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主持证据开示的以书记员为宜。首先，我们知道，证据开示的主体是当事人双方，法院所起的角色仅仅是个指导者，主持者，不需要有专门负责审案的法官来主持。其次，法官主持，在上面部分已经说了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而有书记员来主持恰恰能够克服这个最大的缺陷。再次，虽说和解，撤诉等事情在审前有法官处理更为合理，但是和解是双方意愿的表示，法院同意和解仅仅是个程序问题，书记员通知一下主审法官就可以了。撤诉是当事人在行使自己的处分权，如果没有规避法律的情况，法院对当事人的这种对自己诉权的处分，法院是无权干涉的，告知法官同意即可。
(3)  证据开示的具体操作
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庭前证据交换是庭前准备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庭审程序应是诉讼程序中两个相对对立的阶段。【6】但是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只是做了个一般性的规定并没有具体规定所谓的庭前证据交换如何操作。这主要涉及交换的时间，次数，交换程序等。
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规定明确的证据开示程序。笔者认为我国的证据开示还是应该放在庭前准备程序之中，也就是说在法院收到原告的起诉书之后，在向被告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告知被告开示证据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地点，在向原告送达被告的答辩状时一并告知开示证据的上述内容，时间长度应考虑具体案件的复杂程度，开示地点应设在法院，可以在主审法官的办公室内进行。这就是第一次证据开示。到了开示证据时，当事人双方到了法院可以当面向对方索要证据，法官只起到指导的作用。当事人双方开示证据，应遵循对等原则，也就是说，开示证据是对等开示，互相开示。如果一方对另一方的证据提出异议，另一方可以当场予以答辩，如果当场答辩存有困难，可以向法官申请第二次证据开示。如果当事人双方对对方的证据没有异议，就可以不在庭审中进行举证，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虽然说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不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但是我认为当事人双方已经在开示证据时进行了提前的质证，我们不能说没有经过法庭审判的质证不叫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把当事人已经在开示证据时已经经过质证的证据再一次拿出来再质证一下，这纯粹是多此一举。证据开示的次数以两次为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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