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正司法人员的守法观念/苗勇

入司法研修所完成为期两年的学业：前四个月主要学习有关理论知识，同时在教官的指导下，各自根据个人的特点和志愿择定自己研修的专业；待专业确定后，便到各级法院、检察厅和律师事务所进行为期十六个月的司法实习。其中到法院实习八个月，到检察厅实习四个月，到律师事务所实习四个月；余下四个月，则是回到司法研修所进行实习总结和参加毕业考试。合格后方能进入检察官行列。所以，日本的司法官员法治意识是很强的。⑿再来看我国司法人员，法理学博士卓泽渊认为：“执法人员素质低的问题特别突出。执法人员本应是社会的优秀分子，具有较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思想道德修养。然而中国的现实却大打折扣。仅是执法人员的文化水平就足以令人担忧。许多执法人员仅仅是初中毕业生，有的甚至仅是小学生，尽管从事了执法工作，但其文化水平并未在原有基础上有多大提高。现有执法人员的来源，多为工作调入、军官转业和社会招干。不仅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专业法律知识也严重缺乏。......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未能对执法人员进行严格的执法道德、执法公正和执法良心的培养......如此下去,法治将难以实理。”⒀卓泽渊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尽管现在司法人员通过各种培训，法律知识有所增加，但还是远为不够的。缺乏先进法律思想的人，也就不可能有先进的法治意识，就不可能自觉地遵守法律，又何以能依法“治民”呢？！
由于上述原因，必然导致一些司法人员法治观念不强的结果，认为法是治民的，而不是治吏的。这种判断不仅有上述依据，而且政界也如此认为。2000年3月14日《检察日报》登载了一则消息，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审议高检院工作报告时，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冯玉忠认为：“检察机关正在形成尊权的办案理念。”这则报导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检察机关尊权的办案理念只是在形成过程中，二是这种观点得到了高检院机关报的首肯。
法治意识不强，缺乏健全的守法观念，集中表现为司法人员执法违法现象严重。1998年第四期《半月谈·内部版》以“权威人士”抨击了这些严重的问题，该文说：“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办案不公、执法不严的问题在一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甚至还很严重。极少数害群之马，贪赃枉法，侵犯群众利益，损害了政法队伍的形象。”1998年9月14日九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教育整顿活动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说：据对30个高级法院1至8月统计，地方各级法院清退各种多收费827万元，清理赞助费5867万元；177个领导班子在清理整顿中被调整；检查纠正了一批存在问题的案子，各级法院共自查、复查出属于实体性错误的14993件；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人员，各级法院共查处违法违纪干警4701人，其中13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在报告中说：教育整顿中，全国各级检察纪检监察部门共立案1337人，现已查清777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73人；认真开展组织整顿和人员清理，已清理出受过刑事追究、劳动教养、开除党籍处分以及其他不适合做检察工作的人员1644人，已依照《检察官法》予以辞退、调离、免除职务以及作离岗培训处理的1153人；已复查各类刑事案件495467件，发现超越管辖范围立案或该立不立、不该立却立案的，错误逮捕的，该起诉不起诉、该抗诉未抗诉的以及程序严重违法等错案和处理不当的案件1454件，现已纠正1255件。上述中存在的执法违法现象，仅是在教育整顿中暴露出来的，尚未被揭露的，也肯定客观存在着。
从司法实践中看，司法人员执法违法现象，较为典型的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一、特权思想尚有市场。以为执法者高人一等，了不得。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以法压人，以势欺民，甚至吃拿卡要，八面威风，横行霸道。本文举典型一例。1998年7月22日凌晨2时许，有人冒充山西省长治市公安局局长何士宽之子给该局总机打电话，说何士宽儿子在莲花池酒醉，让车去接。局办公室副主任兼指挥中心主任于列海查明此事后报告何，何要于去查清打电话者。经查，将仍在打电话的市大庆路汽车修配厂临时工徐小军当场抓获。徐承认自己以前给何士宽办公室和家中打过一次欺骗性电话，愿接受公安机关处罚。何士宽在没有查实依据的情况下，指令于列海等人追查徐的幕后人。追查中，徐遭轮番毒打和逼供，曾两次自杀未遂，后编造出是受该市模范教师、优秀党员、市第七中学教务处副主任申丰棋“指使”。何亲自传唤了申丰棋。申被办案人员非法关押刑讯17天，被毒打致伤，送医院治疗无效死亡。刑讯中，申曾被打招供，但死前留遗言全部翻供。期间，何听过于列海等人多次汇报；申妻被传唤拘禁6天；申内弟郭庆军被传唤拘禁11天；申邻居、市七中学生韦龙山被传唤拘禁3天，均不同程度被打致伤。⒁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在这些司法人员身上，表现得何其淋漓尽致。
二、生造证据，硬套法律。中华法系具有大陆法系的特点，即制定成文法来调整社会关系。所以，法学界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司法活动也就是根据“事实”的“找法”的过程。“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者刑罚。”⒂真理向前再迈一步就成了谬误。某些司法人员出于种种目的，为了硬要处理某个人，明知法律难以对行为人行为进行调整，还是牵强附会，千方百计去搜罗“罪证”，挖空心思地用法律的紧箍圈去套当事人。法律变成了这些人手中的灵巧的工具。1997年10月14日《法制日报》第一版刊登了《堪以为戒——对武威’92 11.8 错案的调查》一文，披露了甘肃省武威市公安局办案人员违法办案酿成错案的事实。一些公安人员为了侦破一副食品商店被抢、值班员唐某某被杀案，竟不进行过细侦查，主观想象、大动干戈，刑讯逼供、指供诱供，迫使无辜者杨黎明、杨文礼、张文静“一致”供认，使前二人被一审判处死刑，后二人被判死缓。幸亏后来真凶在广西桂林落网而真相大白。该文深刻指出:“‘11.8’错案暴露出的问题很典型性，值得认真思考。此案原本不该办成这样的，如果我们的公安人员少点急于求成的功利思想，多一点对人民群众（包括对嫌疑对象）负责的观念；少一点主观臆断，多一点刑侦科学知识；少一点执法犯法，多一点依法办事；如果我们的检察官和法官少一些先入为主，

多一些实事求是；少一些只顾面子，互相迁就，多一些认真负责，互相制约，错案也许就不会发生了。”本来不构成犯罪，而硬是寻找刑律来惩罚之，也不为鲜见。据《法制日报》1998年1月15日第3版《无罪遭羁押，损失当赔偿》一文报导，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马某“一脚踢”承包了莱芜市钢城区企业集团汽车运输公司配件站。马某在承包经营期间，利用加价开发票和销货后不开发票，共得人民币67323.61元。马某于1995年3月和5月分两次共发给本站六名职工每人7000元，个人所得25326元。当地检察机关以贪污罪立案侦查，对马某拘留、逮捕，1996年6月11日提起公诉。钢城区法院以同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十年。马某上诉，莱芜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1996年11月1日，钢城区检察院又以同一事实以侵占罪提起公诉，钢城区法院以同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五年。马某上诉，莱芜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本案属于经济承包合同纠纷，撤销原判决，宣告马某无罪，并于1997年2月4日将马某释放。本案虽然显属经济纠纷，但一些司法人员也要想方设法非用刑法来“整垮”马某不可。说重一点，法律在此时，简直成了玩偶。
三、重实体轻程序。这是一个司法界一致公认而又始终难以解决的老问题了。违反程序法的现象一再出现，其根源在于一些司法人员的法治意识不强，守法观念片面。总以为只要在实体权利上不侵害当事人，得到正确处理，程序上的规则能执行则执行，不能照办的，就抛到脑后，无所谓。如果说，随着实体法的完善，司法人员保障人权的观念有所加强，那么，程序法在一些人心目中工具色彩仍是相当浓厚的——尽管刑诉法作了重大修改。他们没看到，程序法恰恰正是为了更好地制约司法权力、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例如我们常可听到有的办案人员说：“刑诉法给了我们很多侦查手段，是我们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此话实在差矣。制定刑诉法的主要目的之一，乃是为了规范司法人员的行为，使其必须“按部就班”地行使职权。因为如果没有刑诉法的约束，我们惩治犯罪不是可以“为所欲为”，想出更多的办法，使出更多的招式吗，不是更有效率吗。刑诉法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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