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外资立法的完善
国的入世，这种立法权限分散、规范不协调的立法现 状应予以改变，因为其直接违背了WTO规则中的法律的统一实施原则。
(二)采用内、外资立法“双轨制”模式
现阶段我国的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是适用两套不同的法律体系。这种内外资分别立法 的“双轨制”立法模式，是由改革开放初期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打 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应该肯定的是，这一模式对引资工作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 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再加上我国加入WTO，这种立法模式便开始暴露出其明显的缺陷和 不足。如“双轨制”条件下内外资企业在税收、外汇管理、进出口权等方面的不同规定 ，很明显造成了企业间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外资企业较轻的税负，使许多国内企 业为享受外资优惠待遇而不惜搞假合资。这样，不仅未能很好地引进外资，相反导致了 部分正常税收收入的流失，而且也削弱了我国内资企业的竞争力，形成了不平等竞争。 这明显违背了WTO规则中的公平竞争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对此，必须在外资法的立法 模式上予以突破。
(三)外资法律体系与其他国内法的冲突
依据外资企业形式的不同，我国颁布了《合资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合作企 业法》，三部法律构成了现行外资法律体系的核心。通过比较不难看出，外资法中有大 量重复和不协调之处。(1)重复现象体现在有关企业设立程序、组织形式、出资方式、 用地及费用、购买及销售、税务外汇管理、财会与会计、职工、工会、期限、终止、清 算等内容的规定上。(2)三部法律之间的不协调规定较多。例如有关审批期限的规定。 根据《合资企业法》第3条规定，期限为3个月；根据《外资企业法》第6条规定，期限 为90天；而根据《合作企业法》第5条规定，则为45天。又如对外资企业的国有化和征 收问题，《合资企业法》第2条第3款和《外资企业法》第5条均作了相同规定，但《合 作企业法》则无相关规定。其次，外资法中许多规定与其他相关国内法间也存在种种不 协调。例如《合资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都规定企业经营期间不得减少注册资本， 而《公司法》第39条和第103条则规定可以减资，《合作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6条也作 了可以减资的规定。外资法规定的是认缴资本制，而《公司法》则采用了实缴资本制。 这些重复与不协调，不利于法的实施，有损法律之权威，违背了WTO规则中法律的统一 实施原则。为此，应当尽快修改外资法，重构外资法律体系。
(四)外资法的透明度不高
在外商投资领域，审批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弱，存在着大量不 公开的内部文件、通知、批文等，不为人知的暗箱操作也屡禁不止。对于国家的有关货 物贸易、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外汇管理、知识产权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政策、措施 ，相关主体获取信息的渠道不稳固且极不顺畅，直接影响了投资者的效率和积极性，也 不利于我国政府公开、公平、公正的执法形象的树立。WTO中的TRIMs协定对法的透明度 要求作了明确规定，应加紧出台具体得力的措施来贯彻这一原则。
(五)在外资领域，“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并存
国民待遇原则是指一主权国家在互惠的基础上，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在货物贸易、服务 贸易和知识产权等方面不低于本国企业的待遇。而就我国外资法的现状来看，一方面是 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又在许多地方存在“次国民待遇”，即为对国民 待遇原则的一种扭曲。
就“超国民待遇”而言，外商投资企业在税收、利润再投资、土地使用费、出资、外 汇管理等方面普遍享有优于内资企业的待遇。(1)税收方面的优惠。主要在所得税和关 税领域实行两套制度。以所得税为例，虽然名义上二者的税率都保持在33%，但是税法 对外资企业规定了很多优惠政策，主要是通过相应税法规定按既定税率在一定期限内对 外资企业实行减税、免税和退税。这就使得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远重于外资企业，在竞 争中处于不利地位。(2)利润再投资方面的优惠。主要是可以享受退税优惠。条件是再 投资所设立或扩建的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而这种优惠内资企业是不享有的。(3)土地 使用费方面的优惠。例如，《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50条第2款规定：在经济不发达 地区从事开发性的项目，场地使用费经所在地政府同意，可以给予特别优惠。《鼓励外 商投资的规定》第4条规定：对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的场地使用费，地方政府 可酌情在一定期限内免收。(4)出资方面的优惠。主要是对内资企业实行“实缴资本制 ”，而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认缴资本制”。此外外商到经济特区投资，在投资方向、 数量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还可享受一定的优惠。(5)外汇管理方面的优惠。根据1997年 的《外汇管理条例》，人民银行1996年修订的《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条例》，同日公 布的《关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银行结售汇公告》以及《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和《国 务院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汇收支平衡问题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在使用外汇方面 享有优于内资企业的优惠[4]。总之，给予外资优惠待遇是我国一贯的做法，这些优惠 政策在利用外资方面的确起过积极的作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
“次国民待遇”也即差别待遇，主要体现在一些限制和履行要求上。具体来说：(1)市 场准入限制。包括地域限制、行业限制、投资比例限制等。1995年发布的《指导外资投 资方向暂行规定》中就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2)审批限 制。《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特定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需经政府审批， 其他企业经工商部门登记，即可成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外资立法的完善(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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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用内、外资立法“双轨制”模式
现阶段我国的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是适用两套不同的法律体系。这种内外资分别立法 的“双轨制”立法模式，是由改革开放初期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打 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应该肯定的是，这一模式对引资工作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 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再加上我国加入WTO，这种立法模式便开始暴露出其明显的缺陷和 不足。如“双轨制”条件下内外资企业在税收、外汇管理、进出口权等方面的不同规定 ，很明显造成了企业间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外资企业较轻的税负，使许多国内企 业为享受外资优惠待遇而不惜搞假合资。这样，不仅未能很好地引进外资，相反导致了 部分正常税收收入的流失，而且也削弱了我国内资企业的竞争力，形成了不平等竞争。 这明显违背了WTO规则中的公平竞争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对此，必须在外资法的立法 模式上予以突破。
(三)外资法律体系与其他国内法的冲突
依据外资企业形式的不同，我国颁布了《合资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合作企 业法》，三部法律构成了现行外资法律体系的核心。通过比较不难看出，外资法中有大 量重复和不协调之处。(1)重复现象体现在有关企业设立程序、组织形式、出资方式、 用地及费用、购买及销售、税务外汇管理、财会与会计、职工、工会、期限、终止、清 算等内容的规定上。(2)三部法律之间的不协调规定较多。例如有关审批期限的规定。 根据《合资企业法》第3条规定，期限为3个月；根据《外资企业法》第6条规定，期限 为90天；而根据《合作企业法》第5条规定，则为45天。又如对外资企业的国有化和征 收问题，《合资企业法》第2条第3款和《外资企业法》第5条均作了相同规定，但《合 作企业法》则无相关规定。其次，外资法中许多规定与其他相关国内法间也存在种种不 协调。例如《合资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都规定企业经营期间不得减少注册资本， 而《公司法》第39条和第103条则规定可以减资，《合作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6条也作 了可以减资的规定。外资法规定的是认缴资本制，而《公司法》则采用了实缴资本制。 这些重复与不协调，不利于法的实施，有损法律之权威，违背了WTO规则中法律的统一 实施原则。为此，应当尽快修改外资法，重构外资法律体系。
(四)外资法的透明度不高
在外商投资领域，审批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弱，存在着大量不 公开的内部文件、通知、批文等，不为人知的暗箱操作也屡禁不止。对于国家的有关货 物贸易、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外汇管理、知识产权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政策、措施 ，相关主体获取信息的渠道不稳固且极不顺畅，直接影响了投资者的效率和积极性，也 不利于我国政府公开、公平、公正的执法形象的树立。WTO中的TRIMs协定对法的透明度 要求作了明确规定，应加紧出台具体得力的措施来贯彻这一原则。
(五)在外资领域，“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并存
国民待遇原则是指一主权国家在互惠的基础上，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在货物贸易、服务 贸易和知识产权等方面不低于本国企业的待遇。而就我国外资法的现状来看，一方面是 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又在许多地方存在“次国民待遇”，即为对国民 待遇原则的一种扭曲。
就“超国民待遇”而言，外商投资企业在税收、利润再投资、土地使用费、出资、外 汇管理等方面普遍享有优于内资企业的待遇。(1)税收方面的优惠。主要在所得税和关 税领域实行两套制度。以所得税为例，虽然名义上二者的税率都保持在33%，但是税法 对外资企业规定了很多优惠政策，主要是通过相应税法规定按既定税率在一定期限内对 外资企业实行减税、免税和退税。这就使得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远重于外资企业，在竞 争中处于不利地位。(2)利润再投资方面的优惠。主要是可以享受退税优惠。条件是再 投资所设立或扩建的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而这种优惠内资企业是不享有的。(3)土地 使用费方面的优惠。例如，《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50条第2款规定：在经济不发达 地区从事开发性的项目，场地使用费经所在地政府同意，可以给予特别优惠。《鼓励外 商投资的规定》第4条规定：对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的场地使用费，地方政府 可酌情在一定期限内免收。(4)出资方面的优惠。主要是对内资企业实行“实缴资本制 ”，而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认缴资本制”。此外外商到经济特区投资，在投资方向、 数量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还可享受一定的优惠。(5)外汇管理方面的优惠。根据1997年 的《外汇管理条例》，人民银行1996年修订的《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条例》，同日公 布的《关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银行结售汇公告》以及《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和《国 务院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汇收支平衡问题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在使用外汇方面 享有优于内资企业的优惠[4]。总之，给予外资优惠待遇是我国一贯的做法，这些优惠 政策在利用外资方面的确起过积极的作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
随着我国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和与国际接轨步伐的加快，这种以优惠为主的鼓励措施越来越显出其弊端[5 ]。第一，这些优惠政策不仅造成了内、外资企业间的不平等竞争，而且也形成了不同 性质的外资企业间的不平等。第二，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些优惠措施也直接损害了国家 利益，突出表现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削减。第三，外资优惠待遇的实施加剧了区域经济结 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根据TRIMs协议，这些优惠 措施虽非协议所禁止的投资激励措施，但其中对产品出口所给予的税收减免等却极易构 成《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禁止使用的补贴”或“可申诉的补贴”，受到相应的 制裁。况且，一来优惠措施只是投资环境中的因素之一，不具决定性。而经济的持续发 展、政局的稳定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才是对外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投资环境因素。二来 对外资的优惠待遇明显违背了WTO中的公平竞争原则。因此，入世后中国在建立市场经 济体制的同时，应尽快取消对外资的各种优惠待遇，尤其是超国民待遇制度[5]。
“次国民待遇”也即差别待遇，主要体现在一些限制和履行要求上。具体来说：(1)市 场准入限制。包括地域限制、行业限制、投资比例限制等。1995年发布的《指导外资投 资方向暂行规定》中就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2)审批限 制。《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特定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需经政府审批， 其他企业经工商部门登记，即可成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外资立法的完善(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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