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缺陷与完善

段规定了被害人对不起诉的“申诉”或“向法院起诉”（刑事诉讼法第145条）的权利，其他阶段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尤其是侦查终结后撤销案件的处理根本没有考虑到被害人可能受到的权利被侵犯。在第2项“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终止诉讼，无论是法律还是司法解释仍然没有赋予被害人任何有效的法律救济性权利。对被告人而言，终止了诉讼似乎不存在侵犯其权利的可能，实际上应注意到“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是在已经构成了犯罪的前提下免予刑事责任的，即此人已经有了犯罪的前科。倘若被告人认为自己根本没有犯罪又该通过怎样的途径救济，法律及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使得公、检、法三机关一旦遇到其中情形之一即作终止诉讼的处理，且处理完全合法。这样僵化的法律规定结果导致的是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救济。任何一部法律或一项程序的设计都应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尤其是对人身自由影响极大的刑事法律，刑事诉讼法的合理状态应为被告人、被害人及控诉机关三方权利（权力）得到合理的构建和有效的实现。上述被害人、被告人权利的缺失无疑是我国刑诉法的一点遗憾。
（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都终止诉讼使许多后续性问题未能解决。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5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情形，按照此项规定刑事案件只要被追诉人死亡，不论在哪一阶段都要终止诉讼，这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整个诉讼过程，特别是庭审过程以及庭审结果是“定纷之争”的最重要、最有效途径之一。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此过程中一旦死亡即终止诉讼，很多后续性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其一，一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都终止诉讼，使很多可能判处财产刑的有罪之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失去了刑罚对象，不当然地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也不等于不能执行刑罚，只是人身刑无法执行，但诸如没收财产、罚金这样的财产刑以及剥夺政治权利这样的资格刑依然可以执行。⑥况且对于那些受贿、贪污等犯罪，侵犯财产权犯罪，犯罪人非法占有国家、集体或公民个人巨额财产，不执行财产刑其非法占有的财产还是中饱私囊，何况刑法对有些罪的刑罚规定是应当适用财产刑。
其二，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赔偿请求以及对赃款、赃物等案内财物的处理，被告人财产继承人的权利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因为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大多数的根据是法院的判决，只有判决被告人有罪，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才可能得到赔偿，赃物、赃款才能上缴国库或返还被害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第294条、人民检察院《规则》第239条、第277条，公安部《规定》第231条都规定了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后已冻结的存款、汇款的处理，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但是应注意到，其中“可以”意味着在嫌疑人死亡时其行为构成犯罪的认定、对所谓“赃款、赃物”的处理可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负责，这是严重违背控审分离原则和审判权的科学内涵的。⑦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只有人民法院才能确认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此基础上才能决定将有关财物上缴还是返还。另外，司法解释只涉及到被冻结的存款、汇款，在此之外的案中财物怎样处理没有规定，即便是存款、汇款请求法院裁定的，法院也只是不开庭的书面审理，即“通过阅卷、审查有关证据材料”，这种封闭式的书面审理能否保证公平和为公众信服值得怀疑。
其三，有罪的都终止审理不当，宣告无罪的受到约束。有罪的结论应当是经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得出的，不开庭、不允许双方充分的举证、质证、辩论，有罪的认定就缺乏正当程序的保证，行为人的名誉权也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宣告无罪的受到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第176条第9项规定的约束，“对于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认定的证据材料，能够确认被告人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可见这条规定只对确认无罪的宣告无罪，对存疑无罪的则没有规定。该解释第248条规定了二审中“共同犯罪中死亡的被告人不够成犯罪的，应当宣告无罪”，这一规定就更具有合理性，但其只规定了共同犯罪案件未规定非共同犯罪被告人上诉后死亡的处理，也没有规定一审判决错误，在上诉人死亡的情形下，二审法院如何处理。
二、对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立法完善
（一）在法律语言的表述上对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完善。笔者认为，借鉴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避免程序法的内容表述上的实体化，建议修改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不得提起刑事诉讼程序”。为消除“追究”产生的误解，将“已经追究的”建议修改为“已经开始追诉的”。这样的修改不带有实体法的色彩，体现了动态的刑事诉讼追诉犯罪的过程，能够准确表述刑法中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在刑事诉讼中的处理。
（二）将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项统一为“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如前所述，此项还应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意外事件以及没有犯罪事实的，或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实施被指控的行为而是其他人所为的，或罪证不足且收集不到其他证据认定犯罪的情形。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无罪的人被错误侦查、起诉、审判的现象，刑事诉讼的任务虽明确了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但具体落实到程序上如何操作还要进一步具体化，法律对此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因此建议此项统一为“不认为是犯罪的”。上述诸种情形都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认为是犯罪的”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同时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上述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也可能被害人有异议。对此我们可以借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对撤案要求的异议规定。该法第410条规定：1.在对撤案要求提出异议时，被害人要求继续进行侦查、提出补充侦查的事项和有关证据材料，否则要求不可接受。2.如果异议是不可接受的，并且犯罪消息没有根据，法官以附理由命令的形式决定撤销案件，将文书送达给公诉人。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很有借鉴价值。建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被害人有异议的，除非能提供新的补充证据材料，否则不被接受”。这样的规定解决了被害人因有异议而无处投诉的问题。第二，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第117条第3项“对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宣告无罪的，人民检察院依据新的事实和证据材料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应

当依法受理”，以及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一旦发现新的证据可以证明原来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就可以重新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这样的规定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长期处于被追诉的境地，特别是法院已宣告无罪的案件，被告人并不意味着完全摆脱了诉讼，还可能再次被追诉，这是严重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不仅不利于保障被追诉人的利益，可能使其受到任意的重复追诉和审判，而且不利于保障判决的“既判力”，维护法律实施的确定性和权威。但若彻底地完全贯彻这一原则，可能妨碍个案的实体公正，放纵一部分真正犯罪人。这就要在正当程序和实体真实、人权保障与控制犯罪不同利益和价值之间作出权衡。两大法系在贯彻一事不再理原则上虽然有严有宽，但共同点是禁止不利于被告的再次审判除非有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在被告判决无罪或从轻处罚后，控诉方不能以发现新的事实和证据再次起诉并进行审判。《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任何人依一国法律及秩序经终局判决判定有罪或无罪开释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科刑。”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也应贯彻国际刑事诉讼的最低限度标准：一是废除最高院司法解释第117条第3项的规定。二是废除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制度。但要排除被告方制造假证据等被告人负责的情况。⑧此外对于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项而作出的撤销案件、不起诉后又发现新的证据能够推翻原来不认为是犯罪的案件再重新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没有规定时间和次数的限制。笔者认为考虑到我国目前侦查手段的相对落后和公众严罚犯罪的传统观念，不宜完全取消在审前程序中终止诉讼后重新诉讼的规定，应当采取一种过度性的措施，即严格限制重新诉讼的次数以两次为宜，待条件成熟是再完全取消。这样既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也可制约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违法撤案有罪不查的现象。
（三）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例外。第2项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是刑法规定的免罪免刑的情形。但并不意味着只要超过追诉时效就终止诉讼，例外情形是若被告人提出了异议的或被害人提出异议的，诉讼应当照常依通常的程序继续进行。如上所述，法律虽然对被追诉者作了免罪免刑的处理终止了诉讼，但毕竟是建立在有罪的基础上，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表示不服，认为自己无罪而提出异议。为避免无罪之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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