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目的论---

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量的争论。
综观上述八种观点，大体上是对50年代关于刑罚目的的学说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完善，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预防论，结合教育和改造的手段，并为超出我国传统的关于刑罚论研究的框架，许多学说只不是原来的理论的一些重新整合，并无太多有创新性的学说问世。而且在我们所使用的各种权威的教科书中，大多数对本问题的论述内容和篇幅都较少，而且基本上都是预防论，可见作为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教材，专家们都不想冒失的在这个极富争议的论题上投放过多的笔墨。笔者认为，这一阶段最大的成果是层次论的提出，即两层次和后来的三层次论，把刑罚目的界定为直接目的、根本目的和直接、间接和根本目的。我国刑罚目的不仅是多方面的，而目的与目的之间还有一定的层次性，是层层推进的关系，运用层次论来描述刑罚目的，使得这一体系更加科学化和严密化，因此笔者更倾向于三层次的刑罚目的论。
关于刑罚目的的研究内容，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现有水平上，不要只在刑罚目的深度上下功夫，也要在广度上挖掘。可喜的是，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向传统的刑罚目的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提出了一些十分前沿的学说，虽然其中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但不失对刑罚目的理论的一种创新和大胆的有益的探索。如将报应刑引入我国刑罚目的理论，一般预防不应作为我国刑罚目的等。我国刑法专家陈兴良教授提出了刑罚目的二元论，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笔者认为，这也标志着我国关于刑罚目的理论的研究冲出了传统的思维禁锢和定势，摆脱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二元论基本观点是刑罚目的是报应和预防的统一，报应作为刑罚目的，是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是因为他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通过惩治犯罪来满足社会正义观念，恢复社会心理秩序，报应体现了刑罚目的中的正义原则；预防作为刑罚目的，指对犯罪人之所以适用刑罚，是为了预防犯罪，通过惩治犯罪实现社会功利观念，维护法律秩序，预防体现刑罚目的的效率原则，报应和预防虽然在蕴含上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仍然存在相通之处，报应强调刑罚正义性，反对为追求刑罚的功利目的而违反刑罚正义性，但在不违反刑罚正义性的情况下，可以兼容预防的思想，反之亦然。我们追求的应当是公正的功利，其次，他又指出报应与预防如何统一问题，主张以报应为主，预防为辅，即以报应限制预防，在报应限度内的预防才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正义的，超出报应限度的预防尽管具有功利性但缺乏正义性，而在刑事活动的不同阶段，两者又应该有不同的侧重[15]。另外，有学者对我国传统刑罚目的论中的一般预防原则提出质疑，认为一般预防不应作为刑罚目的，把它作为刑罚目的，不仅违反的公正这一刑罚首要的价值追求和保障人权的刑法机能，而且不符合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与报应之间的逻辑关系，继而提出一般预防作为报应刑的副产品，是报应的下位概念，将我国刑罚目的界定为报应与特殊预防的统一，在偏重特殊预防的基础上，兼顾报应的要求[16]。这些新的刑罚目的理念的提出，正如一切新创立的理论一样，必然要经受来自理论和实践的严峻考验。对于刑罚目的二元论，是对于西方的刑罚目的一体论的批判的继承，将刑罚的报应目的和预防目的有机结合起来，是比较科学的，而对于作者打破隔阂，将传统刑罚理论视为剥削阶级社会特有的报应引入进来的勇气，感到钦佩。但笔者认为，在处理报应和预防的关系时，不能够一刀切，即一概主张以报应为主，预防为辅，即以报应限制预防。这样未免有失偏颇，在如何处理报应与预防如何统一问题上，应根据国家、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考虑，适时的予以变化，在犯罪活动猖獗的情况下，就应该侧重预防为主，牺牲一些报应的正义，否则就不能很好的解释我国的严打、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因为在我国，法律包括刑罚都是为保护最广大人民利益来服务的，刑罚目的的价值取向也要受到统治者在一定时期内的主观追求选择的影响。对笔者对于第二种学说提出的将一般预防排除在我国刑罚目的之外的观点却不能苟同，报应刑理念体现的是有罪必罚和罪刑相当、罚当其罪，过重和过轻的刑罚都不能体现公正的要求，也不能起到最佳的一般预防效果，一般预防的实现不仅要通过包应为载体，也要以特殊预防为途径，而它同时也反作用于报应和特殊预防，因此报应和一般预防无论在对象、意义和起作用的方式、途径上都是不同的，二者相互制约，是两个平行的概念，一般预防决不是作为报应的下位概念而出现的，把一般预防作为刑罚目的是必要的，否则，只能使我国刑罚理论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和动荡中，那种对社会公众进行一般预防，就必须把犯罪人作为预防他人犯罪工具而不是司法惩罚目的本身，即功利和公正不可兼得的观点是错误的。二者作用是从不同途径来完成的，不是有我就无他的关系，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情况，但不具有普遍意义。事实证明，正是在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进行公正的报应后，才能对社会公众起到更好的一般预防作用，从整体上维持着刑罚公正和功利的一种动态平衡。
三、也谈我国刑罚是否具有惩罚目的？
刑罚是否具有惩罚目的，是我国刑法学

界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一直争论至今的还没有定论的问题。在大部分教科书中，我们依然见不到惩罚作为行为目的的表述，可见，虽然纷争的这么多年，受多种客观条件之影响，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无惩罚目的说。在80年代我国理论界曾展开一场激烈的论战，形成了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在今天的关于刑罚目的理论研究中，我们仍然时有发现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综合起来，肯定刑罚作为刑罚目的肯定说理由有：
1惩罚是刑罚的目的，并不是说刑罚属性就是刑罚目的，当惩罚作为刑罚属性时，是表明刑罚具有惩罚的作用，而当惩罚作为刑罚目的时，表明国家通过对犯罪分子发动刑罚活动，以求得这种作用的发生——使其受到惩罚。可见惩罚这一概念在分别表示刑罚属性和目的时，内涵是不同的，前者指对于刑罚属性的理解，是刑罚属性的表现，是刑罚本身所固有的，而后者是对适用刑罚所追求的结果的一种表达，它必须通过国家运行刑罚具体活动来实现。
2  惩罚是刑罚的本质属性，并不等于说惩罚就是刑罚，刑罚是惩罚犯罪的手段，也就是说刑罚只是惩罚的方法之一，那么用刑罚的手段来达到惩罚的目的就无可非议了。
3根据目的和手段的辩证关系，惩罚既然可以作为适用刑罚的手段，也同样可以成为适用刑罚的目的，只是他们所处的层次或阶段不同而已，对于预防犯罪来说，它是手段，它表明国家通过惩罚犯罪来达到上述目的，而对于国家适用刑罚这一具体活动而言，它显然又是目的，它表明了国家进行这种活动时所追求的直接结果，可见，认为刑罚具有惩罚目的，在哲学上和逻辑上，都不存在矛盾。
反对把惩罚作为我国刑罚目的的否定说的根据有：
1  惩罚是刑罚所具有的一种属性，对于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当然就意味着对犯罪分子的惩罚，但这种惩罚决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的，
2我们适用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最终消灭犯罪，刑罚的惩罚、威慑、教育、改造作用，仅仅是实现刑罚目的的手段，不能把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
3把惩罚作为刑罚目的，实际上是主张为了惩罚而惩罚，势必导致和助长惩办主义和报复主义，从而陷进剥削阶级报复刑主义的泥潭。
近几年，否定说的论据没有太多变化，但肯定说又在实践上寻找其立论的根据。我国三部最重要的刑事法律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都在第一条规定了各自的目的，其中都明确指出了惩罚犯罪或惩罚罪犯，虽然这一目的是刑事法律的目的而不是刑罚目的，但是，刑罚目的是包含在刑事法律目的之中并受其指导，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明我国刑罚的惩罚目的，另外，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大量的死刑条款，如果仅从预防角度来解释是说不通的。
笔者目前更同意上述肯定说观点，正如现代犯罪学创始人加罗法洛指出，如果刑罚全然失去了惩罚的目的，如果刑罚有的只是教育、改造甚至治疗的目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当罪犯没有受到身体上的痛苦，其犯罪所获得唯一后果却是免费受教育的权利时，刑罚存在还有何意义。手段也好，属性也罢，与惩罚作为刑罚目的并不矛盾，笔者认为，对犯罪分子施加刑罚，追求的惩罚的目的是刑罚这一剥夺载体的应有之义，其它一切刑罚目的包括教育、改造、预防都是在对犯罪分子追求惩罚这一首要前提上进行的。即使统治者不承认，或没有意识到，但在事实上，惩罚作为刑罚的目的内容一直在运行着，其实刑罚目的受刑罚属性的制约，刑罚属性所包括的目的性因素完全能够成为刑罚目的。之所以有许多学者否认刑罚具有惩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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