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反腐”看民主制运行问题
从“网络反腐”看民主制运行问题
王小平 （广东培正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州 510830）
摘 要：近年来“网络反腐”获得叫好声一片，然而，由于“网络反腐”的民意表达或实现不是依赖人民代表大会等国家机关这一媒介，而是表现为民意与权力体系的直接碰撞与对抗，体现的是直接民主制特点，而非我国目前实行的代议制民主制，说明我国代议民主制运行出现了问题。
关键词：网络反腐；民主制；危机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007-02
有一次，笔者在上形势与政策课时讲到“反腐败”的专题，曾让学生谈谈对于腐败的看法。有些学生的回答令我印象深刻，有名学生用“水至清则无鱼”来解释一定程度的腐败的合理性；还有名学生认为“在官场里，不腐败，就混不下去”，后一种看法在学生当中还有一定市场。对于前一名学生，我这样回答她，“你对腐败过于同情了！事实上各国的反腐败经验表明，即使我们花十二分的力气，也未必能杜绝腐败！而且，在一个腐败的环境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对于后一个学生，我这样回答他，“如果腐败分子能长期混下去，那国家就不能混下去了！”
一、“网络反腐”的兴盛
近年来，“网络反腐”兴盛，并引起一片叫好声。“网络反腐”是互联网时代流行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它是通过网络技术及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执政行为进行监督和对权力进行约束，从而达到有效的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它的优点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方便快捷、低成本、低风险、影响面广，更主要的是它给民意表达提供了非常重要而且真实的窗口，这种真实的民意表达是政府“善治”非常重要的资源。国人性格都比较含蓄，爱面子，在官员或者熟人面前，他们不好直接表达自己真实的观点，但在网络世界里，他们的顾忌就没那么多，因此，虚拟世界里的民意并非都是虚的，政府应该重视网络民意。尤其对于反腐败事业而言，民意的作用显而易见，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中，群众举报或通过群众举报深挖出来的职务犯罪案件占立案总数的70％以上[1]。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网络参与到反腐中来，据2009年人民日报与人民网一项调查显示，87.9%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9.3%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2]。由于互联网在反腐败中的作用，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的词义。
二、民主制运行危机
然而，我们在庆幸“网络反腐”成为反腐事业新方式的同时，也感到一些隐忧，即我们的民主制运行出现了危机。众所周知，民主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这一价值如此重要，以至于它成为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共同追求，许多国家纷纷标榜自己是民主制国家，虽然有些国家名不副实，但至少让我们看到民主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吸引力，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就准确预测到，“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到来”[3]。民主对于中国而言，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直追求的梦想。(范文.先生网 www.fwsIr.com)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陈独秀认为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才能救中国。毛泽东也曾说过，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的价值观念诸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等纷涌而入中国，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我们发现民主的观念最受中国百姓追捧，也最容易深入中国百姓心中，即使是在我们不愿意多谈的“文革”阶段，“文革”也被我们称作“大民主”，当然“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民主是离不开法治等其他价值的。
民主，从字面意义上来看，代表着人民统治，即“人民做主”。显然，在民主这一价值取向上人们早已形成了共识，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民主，即民主的实践。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民主的形式，即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与现代流行的代议民主。直接民主，又称为纯粹民主。之所以称为直接是因为决策的权力直接由人们所行使，而不经过任何媒介或代表。在历史上，这种形式的政府相当少见，因为在实践上要将人们全部聚集起来投票相当困难，所花费的成本和时间都非常高昂，对人员素质的要求也非常高，所有直接民主都属于较小型的共同体，例如城邦。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雅典民主。
代议民主则是较常被采用的制度，之所以称为代议制是因为人们并非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而是选出民意代表来参与政府实体或议会。民意代表可能是由全体选民选出（如比例代表制）或代表特定的区域（通常是依据地理划分的选举区），一些制度则混合了这两种方式。许多代议民主制也结合了一些直接民主的成分，例如公民投票。
我国实行的是代议民主制，人民民主是通过人民选举代表，产生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权力机关，再由权力机关产生行政、司法等其他机关，从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因此，我们的人民民主是通过人民代表这一媒介实现的。但是，今天“网络反腐”的兴盛，让我们看到的是民意并没有通过人民代表或相关国家机关这一中介，而是民意直接撞击着我们的权力体系，这体现的是直接民主制模式，而非代议民主制模式。这样的民主制形式显然是不符合国情的，因为在人口众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中国，是很难做到直接民主制的，即使在古希腊雅典，虽然我们仍大加赞赏其开创人类民主政治之先河，但我们也不忘批评它的民主制是狭隘的，因为妇女、小孩、奴隶等等均不在民主主体的范畴，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雅典直接民主制的狭隘也正好说明了直接民主制条件的苛刻，有时我们甚至批评他们的苛刻是不人性的。
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否完善，决定着一个国家权力是否真正为民所有，是否真正民主。因此这一制度也成了我国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也因此成为最重要的国家机关。然而，这么重要的一个制度，实践过程中却存在诸多的缺陷，比如，人民代表并非专职；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监督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人大经常被人形容为“二线机构”，人大及常委会不敢监督，在主观上存在一个“怕”字[4]。“网络反腐”兴盛的背后，其实隐含的就是我们这一重要民主制度运行的危机。当我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小三”反腐、“情妇”反腐的时候，当我们寄希望于多几个“日记门”的时候，当我们的百姓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表达和实现民意，不得不选择通过微博等网络途径曝光腐败以倒逼相关机关行使职能的时候，我们的民意代表机关是否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主动去收集民意？反映民意？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行为？直接民主制带来的危害也是明显的，经验表明，民意的表达或实现不经相关机构、程序的缓冲而直接撞击权力体系，容易导致整个权力体系的崩溃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最终产生“多数人”的暴政。历代中国王朝更替的模式便如此，人民与国家之间缺少有效的民意沟通和民意实现机制，从而导致人民自下而上去对抗整个权力体系。对于反腐败而言，道理也如此，当权力之间的横向制约和监督并没有真正实现的时候，当宪政原则并没有作为政府执政第一原则的时候，当相关政府部门，比如人大、纪检、监察等等机关角色缺位的时候，当媒体没有获得相对独立地位的时候，当相关的社会组织没有获得足够发展的时候，盲目、无序的人民运动式反腐便兴盛，“网络反腐”便兴盛，因此，反腐败明智的做法是，在“腐败”这样的丑事让全世界、全中国人民知道之前，相关的职能部门就应该把腐败分子绳之以法。
三、十八大：反腐与改革相伴而行
十八大以后，新领导集体中两位领导人的言行尤其引人注目，一个是习近平总书记，他重走邓小平南行之路可谓意味深长，释放的信号便是“改革”！另一个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释放的信号就是“反腐”！这两个信号相辅相成，不反腐，改革便无法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强调，“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5]同时，反腐败的过程，也必然要求改革，改革产生腐败的不合理的制度和体制。当今中国某种程度上讲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内忧，即腐败。腐败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腐败也关乎政府改革的成败。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很容易想到清王朝的新政以及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如果我们借用一下法学里面“诉讼时效”这个词的话，我们认为改革和反腐败也有一个时效的问题，即错过了这个时机，政府再怎么努力也会落下失败的结局，清王朝新政、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错过了改革与反腐败的有利时机。改革与反腐败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形势多么紧迫！外患，即周边国家日本、越南、菲律宾常常挑起领土争端，因此，反腐败，对于中国而言，不仅关乎改革能否推进，而且关乎国家能否通过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去凝聚民心，从而更好地应对外患！我们真心希望党和国家不仅要拿出魄力来反腐败，更要拿出智慧来反腐败，要充分发挥国家机关在反腐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周楠。最高检：七成以上职务犯罪案件源于群众举报[EB/OL].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0-06/21/c_12244710.
htm,（2010-06-21）/[2012-05-23].
[2]刘素华。数量庞大、无所不在的网民正成为重要的监督力量[N].人民日报，2009-02-06，（11）。
[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序言。
[4]周天勇，王长江，王安岭。攻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M].乌鲁木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08：84.
[5]习近平等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11-16，（5）。
[6]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10. 《从“网络反腐”看民主制运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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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平 （广东培正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州 510830）
摘 要：近年来“网络反腐”获得叫好声一片，然而，由于“网络反腐”的民意表达或实现不是依赖人民代表大会等国家机关这一媒介，而是表现为民意与权力体系的直接碰撞与对抗，体现的是直接民主制特点，而非我国目前实行的代议制民主制，说明我国代议民主制运行出现了问题。
关键词：网络反腐；民主制；危机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007-02
有一次，笔者在上形势与政策课时讲到“反腐败”的专题，曾让学生谈谈对于腐败的看法。有些学生的回答令我印象深刻，有名学生用“水至清则无鱼”来解释一定程度的腐败的合理性；还有名学生认为“在官场里，不腐败，就混不下去”，后一种看法在学生当中还有一定市场。对于前一名学生，我这样回答她，“你对腐败过于同情了！事实上各国的反腐败经验表明，即使我们花十二分的力气，也未必能杜绝腐败！而且，在一个腐败的环境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对于后一个学生，我这样回答他，“如果腐败分子能长期混下去，那国家就不能混下去了！”
一、“网络反腐”的兴盛
近年来，“网络反腐”兴盛，并引起一片叫好声。“网络反腐”是互联网时代流行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它是通过网络技术及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执政行为进行监督和对权力进行约束，从而达到有效的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它的优点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方便快捷、低成本、低风险、影响面广，更主要的是它给民意表达提供了非常重要而且真实的窗口，这种真实的民意表达是政府“善治”非常重要的资源。国人性格都比较含蓄，爱面子，在官员或者熟人面前，他们不好直接表达自己真实的观点，但在网络世界里，他们的顾忌就没那么多，因此，虚拟世界里的民意并非都是虚的，政府应该重视网络民意。尤其对于反腐败事业而言，民意的作用显而易见，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中，群众举报或通过群众举报深挖出来的职务犯罪案件占立案总数的70％以上[1]。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网络参与到反腐中来，据2009年人民日报与人民网一项调查显示，87.9%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9.3%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2]。由于互联网在反腐败中的作用，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的词义。
二、民主制运行危机
然而，我们在庆幸“网络反腐”成为反腐事业新方式的同时，也感到一些隐忧，即我们的民主制运行出现了危机。众所周知，民主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这一价值如此重要，以至于它成为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共同追求，许多国家纷纷标榜自己是民主制国家，虽然有些国家名不副实，但至少让我们看到民主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吸引力，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就准确预测到，“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到来”[3]。民主对于中国而言，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直追求的梦想。(范文.先生网 www.fwsIr.com)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陈独秀认为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才能救中国。毛泽东也曾说过，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的价值观念诸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等纷涌而入中国，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我们发现民主的观念最受中国百姓追捧，也最容易深入中国百姓心中，即使是在我们不愿意多谈的“文革”阶段，“文革”也被我们称作“大民主”，当然“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民主是离不开法治等其他价值的。
民主，从字面意义上来看，代表着人民统治，即“人民做主”。显然，在民主这一价值取向上人们早已形成了共识，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民主，即民主的实践。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民主的形式，即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与现代流行的代议民主。直接民主，又称为纯粹民主。之所以称为直接是因为决策的权力直接由人们所行使，而不经过任何媒介或代表。在历史上，这种形式的政府相当少见，因为在实践上要将人们全部聚集起来投票相当困难，所花费的成本和时间都非常高昂，对人员素质的要求也非常高，所有直接民主都属于较小型的共同体，例如城邦。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雅典民主。
代议民主则是较常被采用的制度，之所以称为代议制是因为人们并非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而是选出民意代表来参与政府实体或议会。民意代表可能是由全体选民选出（如比例代表制）或代表特定的区域（通常是依据地理划分的选举区），一些制度则混合了这两种方式。许多代议民主制也结合了一些直接民主的成分，例如公民投票。
我国实行的是代议民主制，人民民主是通过人民选举代表，产生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权力机关，再由权力机关产生行政、司法等其他机关，从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因此，我们的人民民主是通过人民代表这一媒介实现的。但是，今天“网络反腐”的兴盛，让我们看到的是民意并没有通过人民代表或相关国家机关这一中介，而是民意直接撞击着我们的权力体系，这体现的是直接民主制模式，而非代议民主制模式。这样的民主制形式显然是不符合国情的，因为在人口众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中国，是很难做到直接民主制的，即使在古希腊雅典，虽然我们仍大加赞赏其开创人类民主政治之先河，但我们也不忘批评它的民主制是狭隘的，因为妇女、小孩、奴隶等等均不在民主主体的范畴，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雅典直接民主制的狭隘也正好说明了直接民主制条件的苛刻，有时我们甚至批评他们的苛刻是不人性的。
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否完善，决定着一个国家权力是否真正为民所有，是否真正民主。因此这一制度也成了我国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也因此成为最重要的国家机关。然而，这么重要的一个制度，实践过程中却存在诸多的缺陷，比如，人民代表并非专职；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监督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人大经常被人形容为“二线机构”，人大及常委会不敢监督，在主观上存在一个“怕”字[4]。“网络反腐”兴盛的背后，其实隐含的就是我们这一重要民主制度运行的危机。当我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小三”反腐、“情妇”反腐的时候，当我们寄希望于多几个“日记门”的时候，当我们的百姓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表达和实现民意，不得不选择通过微博等网络途径曝光腐败以倒逼相关机关行使职能的时候，我们的民意代表机关是否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主动去收集民意？反映民意？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行为？直接民主制带来的危害也是明显的，经验表明，民意的表达或实现不经相关机构、程序的缓冲而直接撞击权力体系，容易导致整个权力体系的崩溃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最终产生“多数人”的暴政。历代中国王朝更替的模式便如此，人民与国家之间缺少有效的民意沟通和民意实现机制，从而导致人民自下而上去对抗整个权力体系。对于反腐败而言，道理也如此，当权力之间的横向制约和监督并没有真正实现的时候，当宪政原则并没有作为政府执政第一原则的时候，当相关政府部门，比如人大、纪检、监察等等机关角色缺位的时候，当媒体没有获得相对独立地位的时候，当相关的社会组织没有获得足够发展的时候，盲目、无序的人民运动式反腐便兴盛，“网络反腐”便兴盛，因此，反腐败明智的做法是，在“腐败”这样的丑事让全世界、全中国人民知道之前，相关的职能部门就应该把腐败分子绳之以法。
三、十八大：反腐与改革相伴而行
十八大以后，新领导集体中两位领导人的言行尤其引人注目，一个是习近平总书记，他重走邓小平南行之路可谓意味深长，释放的信号便是“改革”！另一个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释放的信号就是“反腐”！这两个信号相辅相成，不反腐，改革便无法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强调，“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5]同时，反腐败的过程，也必然要求改革，改革产生腐败的不合理的制度和体制。当今中国某种程度上讲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内忧，即腐败。腐败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腐败也关乎政府改革的成败。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很容易想到清王朝的新政以及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如果我们借用一下法学里面“诉讼时效”这个词的话，我们认为改革和反腐败也有一个时效的问题，即错过了这个时机，政府再怎么努力也会落下失败的结局，清王朝新政、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错过了改革与反腐败的有利时机。改革与反腐败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形势多么紧迫！外患，即周边国家日本、越南、菲律宾常常挑起领土争端，因此，反腐败，对于中国而言，不仅关乎改革能否推进，而且关乎国家能否通过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去凝聚民心，从而更好地应对外患！我们真心希望党和国家不仅要拿出魄力来反腐败，更要拿出智慧来反腐败，要充分发挥国家机关在反腐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周楠。最高检：七成以上职务犯罪案件源于群众举报[EB/OL].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0-06/21/c_12244710.
htm,（2010-06-21）/[2012-05-23].
[2]刘素华。数量庞大、无所不在的网民正成为重要的监督力量[N].人民日报，2009-02-06，（11）。
[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序言。
[4]周天勇，王长江，王安岭。攻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M].乌鲁木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08：84.
[5]习近平等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11-16，（5）。
[6]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10. 《从“网络反腐”看民主制运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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