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傅欣法律论文网

存在下去。
而作为对第二部分——论司法公正——的总结，本人想在这里强调的是：不论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矛盾有多大，二者仍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仍是评判司法是否公正的双重标准。


三、 论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通过对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二者各自概念与价值的探讨，可以看出二者具有如下关系：检察监督作为一种程序性建议权，尽管只有启动程序的作用，而不能直接对司法活动进行实质的处置（即不能如审判权一样做出终结性的裁判），但反而从另一个方面而言检察监督是一种永远存在的主动性很强的权力，因为这样一种权力永远可以针对不合乎自己意见（主观上而言）、不符合实体公正或程序公正（客观上而言）的行为（包括程序性行为与结果性行为）进行制约，要求其调整、更改，甚至重新开始。而检察监督这种功效是实现完全的司法公正的最可靠的保障。因为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方面，而且由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不能相互制约或控制，即司法公正不能通过自身的内部协调达到平衡，故只有通过外部机制进行协调，而监察监督作为有效的外部机制也促使司法的全面公正的真正实现。这也是本人在文章第一部分结尾提出“检察监督权价值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一种全面的正义”的原因。
而基于上述这种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应然关系，结合我国国情，再反观我国目前检察制度的现状，可以看出我国的检察监督的合理性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现行检察制度与中国法制传统相一致：中国历朝统治者均十分重视法律监督（由于在第一部分已做介绍，在此不在赘述），尤其重视监督官员的行为。第二，现行检察制度符合当代社会法治的要求：法治的基本要求就是法律具有最高性、可预见可信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过法治实现正义；法治不仅要求国家机构依法行使国家权力，更要求国家司法机构对所有国家机构的违法行为做出否定性评价，检察监督的职能之一就是负责监督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个人是否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并对这种行为提起诉讼程序，以期追究违法的机关、个人的相关责任，故而与法治精神相契合。第三，现行检察制度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违法乱纪、徇私舞弊，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非常需要检察监督部门的监督制约。⒆
尽管我国检察制度具有上述合理性，但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其仍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法律规定中的法律监督的涵义不明确，职责不具体。依据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机关是我国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其职责是保障国家宪法、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属于普遍意义上的法律监督职责，但从目前检察权的行使情况来看，只是限于审判监督与职务犯罪的监督。第二，立法不完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适用上的法律的可操作性——就目前来说，中国的检察权主要包括有自侦案件的侦查权、批准逮捕决定权、公诉权、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包括刑事、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及司法解释权等等。这些权力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检察权一点都不逊色，但在我国检察实践中，这些权力并未能得到切实有效的实行。例如对民事、行政审判监督，一般只限于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监督，形式上限于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如果抗诉成功，抗诉要求被审判机关采纳，这种监督就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即可能实现司法公正）；如果法院维持原判，不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这种监督就收效甚微。再例如刑事法律监督方面对于立案过程中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检察机关毫无办法，对于侦查机关的立而不侦、久侦不决、不依法侦查等行为常常束手无策。第三，检察权不能独立行使从而直接影响检察监督的正常实现。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检察权行政化、检察官公务员化倾向突出。检察权的行使本身应具有司法性，而司法的本质属性是要求司法人员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从而突出司法人员个人的权力发挥。这使得检察官相对独立的行使职权的客观要求与当前我国行政化过于浓厚的管理模式产生了较大的冲突。产生的结果是受管理的检察人员不能真正独立行使检察权，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对案件没有决定权，对案件有决定权的人却不是办案人，并且案件是否得到公正处理与责任者不相联系，直接影响了检察工作的高效进行。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也不能真正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尽管理论和立法上我国检察权是具有独立行使的可能性，但在当前体制下检察机关的工作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特别在地方上涉及当地一些重要利益或者重要领导的案件，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就极可能受到当地党政部门的干扰，此外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及少数腐败分子也对检察机关的独立行使检察权提出了挑战。〔20〕
而在上述制度缺陷之外，针对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检审一体模式，也存在以下缺陷。由于侦检审一体模式强调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这一方面最大限度的保障了打击犯罪的力度，而另一方面三机关配合制约产生的负效应也再所难免：第一，三机关相互配合制约的模式可能扭曲现行刑事诉讼的合理结构。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的合理结构应为诉审分离，诉辩对抗，审为中心，这样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民主

权利和诉讼权利的有效实现。而侦检审三机关相互配合形成的公权力运行的线形关系，强化了国家职权，弱化了被告的能动性和合法权利。第二，三机关相互配合制约的模式可能模糊诉讼结构。首先，制约和配合的层次不同，制约不是配合的基础，配合也不是制约的前提，使得顾此失彼的情况屡有发生；其次，侦检、检审两阶段关系不同，侦检职能同一，相互配合可有效打击犯罪；，而法官作为审判者在审判过程中不应偏倚，而与公诉部门配合则与其中立地位冲突。第三，侦检审一体模式形成的线形结构也与公诉过程中侦为首先、检为主控、审为关键的三机关各自地位相冲突，易制约检审两机关职能的发挥。〔21〕
针对上述当前我国检察制度与模式的缺陷，为完善我国检察制度，本人拟做如下建议以供参考。第一，加强立法，从法律内容上完善检察制度。作为法治社会的法治要求，有法可依是一切法律制度构建的首要问题对于检察监督工作更是如此。针对上述检察制度立法不完善、有待细化、须加强可操作性的要求，应首先加强相关立法工作。例如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过程中可以采用的硬性强制措施应在《刑事诉讼法》中予以明确，对于侦查过程中出现的损害犯罪嫌疑人甚至被害人诉讼权利、实体权利的行为应有权予以追究，并有权在其后的审判阶段予以指出以保护相关利益人的利益。第二，切实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这主要要以下从三方面着手：首先，针对现行国家权力体制下检察机关的人事权、财政权受同级党政机关的制约问题，应贯彻检察系统上下一体独立，系统内部上级领导下级的机制，并且整个系统改变现在双重领导的领导体制，建立单一的下级只服从上级的垂直领导体制从而脱离当地的行政圈子。其次，针对检察官不能独立行使权力的问题，一方面应改革检察官的具体工作受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影响的问题，赋予检察官在具体案件上的决定权，例如目前尝试建立的主诉、主侦检察官制度便为此开辟了新视野；另一方面，针对检察工作人员个人的问题，应从身份到权力的各方面建立充分的保障体制以保障检察官不被其他权力掣肘（如英美等国普遍采取的身份保障和特权保障制度，有效的解决了检察人员工作中的后顾之忧，保证其执行职务时不受外部干扰），同时，应有相应的经济保障措施（如目前各国普遍采用的司法工作人员的高薪制以及退休金制度以保证司法工作人员在任内的廉洁并在其任后给予优厚的退休金作为其当初任内廉洁的回报）以促使检察官的廉洁。〔22〕第三，在整体提高检察人员专业素质的基础上（因为我国当前司法工作人员整体专业水平不高），借鉴外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相关立法，针对检察监督的可启动程序性的措施的权力，有必要通过立法全面完善我国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体制。如目前我国现有起诉权、不起诉权、采取强制措施权、公诉变更裁量权之外，建议再加上辩诉交易权④与豁免权（即检察官为获得重要证据而免除证人因作证而被定罪的权力）等权力。但同时，由于这种自由裁量权已经具有与不起诉决定权一样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实体性，故而受到一些学者的反对。而本人认为，这种自由裁量权虽然与不起诉决定权一样具有实体性，但正像针对不起诉决定权侦查机关与被害人可以申请复议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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