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法治/郝铁川

“理性”与法治

2000年12月6日 00:17 郝铁川
　　贯穿西方法治的一根主线是对人类理性的呼唤。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人中率先提出法治主张与学说的，同时又是西哲中最早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命题的。大体而言，在人类法律史上，凡是法治论者多是理性主义者。自然法思想是西方法治建设的一盏指路的明灯，而自然法的一大内容就是理性。海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是近代西方法治的主要设计师，他们又都是启蒙思想家和理性主义的倡导者。因此，理性与法治密不可分。
　　然而，什么是理性？人在何种状态下才可称为“理性”？人作为“理性的动物”有何本质性的规定？对于此类问题，千百年来思想家们一直在苦思冥想，但却始终未能给出一致的答案。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使问题显得更为复杂。由于对“理性”缺乏公认的定义，对其内涵与外延没有明确的界定，所以在许多问题上不免歧义丛生，尤其对包括法律在内的一些重大文化现象的评价，很难持有公允的价值尺度。
　　笔者多年来也一直思考理性问题，近日在菜场上买菜时，对理性忽有顿悟：人在什么状态下最具“理性”？就是在市场上做买卖时最理性！此时的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斤斤计较，计算成本与收益，评估商品的样式与质量，是多么冷静与理智！理性是什么？理性的核心是人依照市场交易活动中引申出来的主体平等、意思自治、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来设计生活和追求真善美的一种能力。
　　第一，理性更多地属于商业民族，农业民族则是总体上理性不足的民族。西方学者把追求理性的精神称为日神精神，把追求非理性的精神称为酒神精神。商业民族整日计算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效率与效益，所以最具日神精神。哲学是生活实践的反映，哲学家论证的理性不过是对商品交易生活中人类能力的高度提升与总结。农业民族一般来说正如列宁所批评的那样：“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农业民族缺乏理性思维的根源在于它生活在宗法社会中，缺乏商品交易能力，最具酒神精神。这种酒神精神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以情为本，感情用事，情绪如同酒精那样浓烈。中国人喝酒，什么“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宁要胃里穿个洞，不让感情留条缝”。西方人则即便喝酒时也保持计算成本与收益的能力。美国一位教授曾邀笔者到酒吧饮酒，他既不为我点酒，也不举杯劝酒，更不为我买单。打听下来，西方人似乎都是这样请人喝酒的。东西方这种酒文化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非理性与理性的差异。二是不计成本。黄仁宇先生说资本主义就是小算盘，工于计算。商业民族的确如此。受商业民族生活影响较大的上海人在卖菜、买菜中很早就学会了斤斤计较，卖者拿杆秤，买者也拿杆秤，而且为一两一钱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可我小时候所在的河南，卖菜从来是论“堆”的，一堆菜多少钱，从来不用秤。这一“堆”菜的成本与收益到底应该是多少，淳朴的北方人从不去认真计较，久而久之，竟形成了论“堆”不论“斤”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
　　第二，理性是对人的本性不信任的人们所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自然法学派力主法是理性的体现，但他们却是一群性恶论者。在他们看来，理性是对性恶的否定，是上帝赋予人们战胜恶欲的能力。理性是持性善论的人们所不具有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的本性是善的，感性即理性，理性即感性，产生非理性的那些人则不是人，性善论者不主张法治，是因为他们不承认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某种对立关系，没有把法作为与感性对立的理性的表现。
　　理性是什么？理性是商业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其主要内容是主体平等、意思自治、权利神圣、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契约自由等。不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不从农业民族转变为商业民族，是不大可能具有理性精神的，也不可能支撑起法治大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