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

的强行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可见，判断合同的不成立和合同的无效的要件显然是不同的。
　　第二，从合同解释方法的运用来看，由于合同的成立主要体现当事人的意志，因此在合同当事人对合同的主要条款规定有遗漏或不明确而当事人又不否认合同存在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法院通过合同解释方法，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确定合同的具体内容。这种解释并不意味着由法院代替当事人订立合同，而是从鼓励交易、尊重当事人意志的需要出发，通过解释合同帮助当事人将其真实意思表现出来。但是，由于合同生效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内容的评价和干预问题，如果合同的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就意味着合同当事人的意志不符合国家意志，在此情况下，法院不能通过合同解释的方法促使合同生效，而只能依据合同生效制度确认合同无效。由此可见，合同解释制度乃是弥补合同成立中的缺陷而产生的制度，而不在于弥补合同效力的不足。
　　第三，合同不成立是当事人没有达成合意，但在内容上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合同即使未成立，但当事人已作出履行，则可以认为当事人通过实际履行行为达成了合意。换言之，尽管当事人没有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但当事人自愿作出履行的，可以认为合同已经成立。而对于无效合同来说，因其在内容上违反了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合同具有不得履行性。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订立无效合同以后，不得依据合同实际履行，也不承担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即使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该合同的内容违法，如不知合同标的物为法律禁止流转的标的物，当事人也不得履行无效合同。
　　第四，在合同不成立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未就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在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诉讼或请求，而自愿接受合同的拘束，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必主动审查合同是否已经成立。但由于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因此对无效合同应实行国家干预的原则，无须经当事人是否主张无效，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主动审查合同的效力，如发现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应确认该合同无效。有关国家行政机关亦可对一些无效合同予以查处，追究无效合同当事人的行政责任。
　　第五，从法律后果上看，合同的不成立和无效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如果合同一旦被宣告不成立，那么有过失的一方当事人则应根据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赔偿另一方所遭受的利益的损失，如果当事人已经作出履行，则应当各自向对方返还已接受的履行。因合同成立主要涉及到当事人的合意问题，因此合同不成立只产生民事责任而不产生其他的法律责任。但对于无效合同来说，因为它在性质上具有不法性，所以无效合同不仅要产生民事责任(如缔约过失责任、返还不当得利责任)，而且将可能产生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正是基于此点，我们认为，我国司法实践将合同不成立等同于合同无效，是不妥当的。
　　　　　　四、合同无效与时效规则的适用
　　我认为，关于合同的无效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做具体的分析。也就是说，要区分合同无效的确认与宣告无效后请求返还或赔偿损失的问题。就合同无效的确认而言，在一般情况下，不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也就是说，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公序良俗的合同，确认无效不应受时间的限制，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合同无效的确认是一个事实的确认，而不是时间对于权利的限制。
　　合同无效是法律规范对合同的否定性评价，只要相应的强制性法律规范或公序良俗没有发生变化，依然对此类合同进行否定性评价，则其违法性的状态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不因单纯的时间经过而发生改变。由于违法性状态持续存在，自然对合同无效的确认不应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但是，对一般的请求权而言，如果权利人不及时行使权利，权利行使之前的法律状态随着时间的经过而趋于稳定，为了保护此种法律状态及围绕其展开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法律通过创立时效制度，对权利的行使加以时间上的限制，来稳定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第二，对合同无效的确认适用诉讼时效，不符合法律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
　　时效本身就体现了“法律保护勤勉者，不保护懒惰者”的原则。财产的权利人虽然享有权利，但其长期“睡眠于权利之上”，不主动行使权利，则不利于物尽其用。无论是诉讼时效还是取得时效都具有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从而提高物的使用效率的功能。所以，法律设立诉讼时效制度是为了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无效则因其违反了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不需要当事人积极主张无效，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进行审查。
　　第三，对合同无效的确认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才符合社会整体的法秩序。
　　正是因为无效本质上具有违法性，是对社会法秩序的违反，如果对这种违法行为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就意味着法律容忍了这种违法行为并接受了其相应的后果，这就与社会整体的法秩序背道而驰。所以无效合同在任何时候被发现，都应当被宣告无效。如果认为确认合同无效应受时效的限制，则在一定的时间经过以后，违法的合同将变成为合法的合同，违法的行为将变成合法的行为，违法的利益将变成为合法的利益，这显然是不符合立法的宗旨和目的，也与法律秩序的

形成相矛盾。
　　从各国法律关于时效的规定来看，都认为诉讼时效仅适用于请求权，而不适用于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属于确认之诉的范畴，在法律关系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只有先通过确认之诉确认法律关系的合法有效，才能由此种合法有效的法律关系产生相应的请求权及其他民事权利。我国《民法通则》中对诉讼时效的规定，也没有包括无效的确认，可见，《民法通则》的本意是否定对确认合同无效适用诉讼时效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的合同，确认无效不应受时间的限制，则只是就确认无效的一般情况而言的。如果无效合同只涉及到第三人利益且在法律上须由第三人主张无效时，例如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等，此类合同是否应当确认其无效应由第三人主张。欲使因此种无效合同所产生的债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亦应有时间限制，法院只在时效期内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无效买卖合同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对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构成侵害时，这类合同仍然应当认定为一般无效合同，主张合同无效受时间限制。因为为保证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安全，对涉及双方当事人利益和特定第三人利益的一般无效合同，法院应考虑到时效问题。(注：关军：《买卖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尽管无效的确认不应当适用时效，但合同在宣告无效以后，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互返还或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这种请求应当适用时效的规定。也就是说一旦宣告无效，已经做出履行的一方，有权请求对方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对这种请求权，必须要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因为，一方面，请求赔偿损失，应当属于债的请求权的范畴，理所当然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即使就返还财产的请求权而言，是属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还是物权请求权，目前学理上仍然存在争议，如果认定其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自然也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另一方面，在合同宣告无效以后，享有返还原物、赔偿损失请求权的一方，也应当积极行使权利，权利人不能长期的等待，躺在权利上睡眠。因为一旦宣告合同无效，法律对现实中的财产关系就会进行重新调整，如果长时间不主张权利，则调整后的法律关系将趋于稳定状态，如果经过较长时间再重新提出，就会破坏这种秩序。所以，即使法院在判决中宣告合同无效，但并没有确定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问题，当事人也必须在确定的时间内提出。特别在一方主动提出宣告无效时，如果有要求返还原物、赔偿损失，则应当在诉讼时效期限内提出请求。
　　　　　　五、合同无效与恶意抗辩
　　所谓恶意抗辩，是指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而针对对方的请求提出的抗辩。恶意抗辩实际上是一种滥用抗辩权的行为。在审判实践中，常常出现此种情况，即一方当事人单独实施或与对方当事人共同实施了某种违法行为后，一旦客观情况出现了对其不利的变化，该当事人便主动以其行为违法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对于这种主动承认自己违法并承认自己行为无效的做法是否应当在法律上予以肯定?例如甲在银行乙贷款，其提供的担保是虚假的，甲在欠款到期以后，拒不向银行乙还本付息。银行在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还款。甲则声称其在订约时提供了虚假的担保，已构成欺诈，要求法院确认该合同无效，并认为该合同无效后，其不应该承担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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