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
利息的责任。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恶意抗辩行为。对于此种恶意抗辩的主张如何处理，在理论上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无效合同的固有性质决定了任何人都可主张合同无效，因此违法行为人自己提出无效也是合法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违法行为人自己主动提出无效已经构成恶意抗辩，违法行为人的恶意的抗辩不能成立，该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否则等于纵容了违法行为人实施的违法行为。
从法律上来看，合同无效应当是当然无效，任何人均可以主张合同无效。但问题是一方当事人单独实施或与对方当事人共同实施了某种违法行为后，自己主动以其行为违法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对这种恶意抗辩行为，完全予以支持也并不一定符合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也不利于制裁违法的恶意抗辩的行为人。我认为，对当事人主动提出无效的，应当区分如下几种情况处理。第一，应当区分合同是绝对无效还是相对无效。如果是绝对无效，则恶意抗辩人也可以主张无效，如果是相对无效，则对恶意抗辩人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第二，要区分合同的违法性程度，考虑该行为违反的是效力性的规定，还是取缔性的规定，如果违反的是效力性规定，则应当直接认定合同无效。第三，要区分合同是否已经履行，如果已经履行，即使违反了取缔性规定，合同也应当作为有效合同对待，但要追究违法行为人的行政责任。之所以在法律上应当作出这种区分，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违法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基本的商业道德，一方在订立合同时明知其行为违法，而仍然从事该行为，事后又因为合同履行对其不利为逃避承担违约责任而主张合同无效，其行为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诚如我国学者所言，因市场行情变化而使履行合同带来的不利益大于因承担合同无效责任而丧失的利益时，就会促使人们选择后者，即以合同无效为借口而逃避合同的义务，必然会助长市场经济活动中不讲信誉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现象。(注：参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六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在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作为外观主义或禁反言法理(the ory of estoppel)的基本要求之一，当行为人无资格进行某种行为或没有使其行为产生某种法律后果的内心意思，但若行为人使第三人产生其有资格或有使行为产生某种后果的合理信赖，则其本人或其他相关者应对第三人负责。按照禁反言的法理，也应当尽量限制恶意抗辩行为。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审判实践中，某些合同当事人在发生合同纠纷以后，常常为了逃避承担合同责任而找出各种借口主张合同无效，甚至以自己从事了欺诈行为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恶意抗辩缺乏限制造成的。这种状况不利于合同的严守，也不利于强化交易中的诚信观念。
第二，如果认可违法行为人的主张，将会纵容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一方在从事某种违法行为之后，因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不利便可以主张合同无效，一旦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有利便认为合同有效，如果这种合同无效的主张能够成立，则将会起到纵容不法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的后果。这就是说，违法行为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从而使合同无效制度成为其追求某种不正当甚至违法利益的手段。
第三，违背了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合同无效设立的重要目的在于制裁不法行为人，维护国家的法治秩序和社会的公共道德。如果违法行为人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则不仅意味着无效后的责任对违法行为人没有形成某种硬化的约束，甚至将使其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这就根本违背了无效制度设立的宗旨，无辜的受害人可能在法院起诉要求获得保护的时候，反而受到违法行为人的控制。这正是象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乃是一种奇怪的法律。”(注：方流芳：《从王海现象看受欺诈人的法律救济问题》，载《湘江法律评论》第一卷。)如果认可违法行为人的抗辩，将会背离法律的价值取向，损害法律的权威性。
六、无
所谓可撤销合同又称为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因意思表示不真实，法律允许撤销权人通过行使撤销权而使已经生效的合同归于无效。例如，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误解的一方有权请求法院撤销该合同。我国合同法第54、55条对此做出规定。严格的说，可撤销合同并不是指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撤销条件的情况下，而单方面的通过行使撤销权而撤销合同。可撤销合同的含义是指享有撤销权的人必须要通过提起撤销合同之诉而请求法院撤销合同。可撤销合同主要是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产生的。这里，首先涉及到撤销对象的确定问题。在德国法中，可撤销的法律行为主要指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行为，撤销权人可以请求法院宣告合同无效。(注：参见沈达明、梁仁洁：《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可见，撤销的对象主要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其他许多大陆法国家也通常将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归入可撤销合同的范畴。我国合同法将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合同归入可撤销的合同范围，这就实际上将撤销的对象主要限定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行为。从广义上来说，意思表示不真实也不符合法定的生效要件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违法的，但从狭义上来说，意思表示不真实毕竟不同于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及公序良俗。在这一点上，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是有区别的。
所谓无效与可撤销的竞合是指某项民事行为既符合无效的要件又符合可撤销的要件。在发生这种竞合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其法律效果?即该行为同时符合可撤销和无效的构成要件，是否可以发生双重的法律效果呢?换句话说，原告能否对一个无效的合同行使撤销权?对于此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应为无效的行为，且是当然无效的行为，债权人只须主张无效而不能行使撤销权。史尚宽先生认为，债务人之行为自始无效或嗣后失其效力时，债权人无行使撤销权之余地。无效之行为不得为撤销之标的，盖无效之行为无撤销之必要。(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4页。)债权人欲保全其债权，应先主张债务人和受益人通谋而为之虚伪意思表示无效，然后依债权人代位权，请求受益人返还债务人之财产。对于这个问题，德国民法上素有所谓的“双重效果学说”之争。“无效行为可撤销”起源于由TheodorKipp在其发表于Martitz纪念文集上一篇有名的论文中提出的“法律上双重效果”(Doppelwirkungen im Rec ht)理论。其基本认识是：基于一个特定原因事实所生的法律效果，并不妨害基于另一个原因事实所生的效果。他认为，必须对法律效果所具有的规范意义有透彻的认识，始能保障其合理的结果，并符合一个真正的以正确前提作为出发点的法律思维逻辑。并举几个典型案例证明无效行为之撤销具有实益。继而提出，法律效果属于规范世界，旨在合理规范社会共同生活，不能以物质世界的观点视之。在规范世界里，法律为达到其妥适的规范目的，对于先后发生的不同社会生活事实赋予同一的法律效果，实不足惊奇。(注：参见Kipp,Vber Doppelwirkwnger im Recht,insbesonder über die konkurrenz von Nichtigkeit und Anfechtbarkeit:Festchrift Martift Martitz(1911)S.211ff 转引自王泽鉴：《法学上之发现》，载于《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7页。)受该学说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当事人之间恶意通谋，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不仅可以主张无效，而且也可以行使撤销权，而请求撤销该恶意通谋行为。(注：[日]胜本正晃：《债权总论》，第341页，转引自吴博文：《合同法中表见代理与债的保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研究所博士论文，第178页。)
我认为，在中国 《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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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上来看，合同无效应当是当然无效，任何人均可以主张合同无效。但问题是一方当事人单独实施或与对方当事人共同实施了某种违法行为后，自己主动以其行为违法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对这种恶意抗辩行为，完全予以支持也并不一定符合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也不利于制裁违法的恶意抗辩的行为人。我认为，对当事人主动提出无效的，应当区分如下几种情况处理。第一，应当区分合同是绝对无效还是相对无效。如果是绝对无效，则恶意抗辩人也可以主张无效，如果是相对无效，则对恶意抗辩人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第二，要区分合同的违法性程度，考虑该行为违反的是效力性的规定，还是取缔性的规定，如果违反的是效力性规定，则应当直接认定合同无效。第三，要区分合同是否已经履行，如果已经履行，即使违反了取缔性规定，合同也应当作为有效合同对待，但要追究违法行为人的行政责任。之所以在法律上应当作出这种区分，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违法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基本的商业道德，一方在订立合同时明知其行为违法，而仍然从事该行为，事后又因为合同履行对其不利为逃避承担违约责任而主张合同无效，其行为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诚如我国学者所言，因市场行情变化而使履行合同带来的不利益大于因承担合同无效责任而丧失的利益时，就会促使人们选择后者，即以合同无效为借口而逃避合同的义务，必然会助长市场经济活动中不讲信誉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现象。(注：参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六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在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作为外观主义或禁反言法理(the ory of estoppel)的基本要求之一，当行为人无资格进行某种行为或没有使其行为产生某种法律后果的内心意思，但若行为人使第三人产生其有资格或有使行为产生某种后果的合理信赖，则其本人或其他相关者应对第三人负责。按照禁反言的法理，也应当尽量限制恶意抗辩行为。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审判实践中，某些合同当事人在发生合同纠纷以后，常常为了逃避承担合同责任而找出各种借口主张合同无效，甚至以自己从事了欺诈行为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恶意抗辩缺乏限制造成的。这种状况不利于合同的严守，也不利于强化交易中的诚信观念。
第二，如果认可违法行为人的主张，将会纵容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一方在从事某种违法行为之后，因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不利便可以主张合同无效，一旦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有利便认为合同有效，如果这种合同无效的主张能够成立，则将会起到纵容不法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的后果。这就是说，违法行为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从而使合同无效制度成为其追求某种不正当甚至违法利益的手段。
第三，违背了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合同无效设立的重要目的在于制裁不法行为人，维护国家的法治秩序和社会的公共道德。如果违法行为人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则不仅意味着无效后的责任对违法行为人没有形成某种硬化的约束，甚至将使其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这就根本违背了无效制度设立的宗旨，无辜的受害人可能在法院起诉要求获得保护的时候，反而受到违法行为人的控制。这正是象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乃是一种奇怪的法律。”(注：方流芳：《从王海现象看受欺诈人的法律救济问题》，载《湘江法律评论》第一卷。)如果认可违法行为人的抗辩，将会背离法律的价值取向，损害法律的权威性。
六、无
效和可撤销合同的区别
所谓可撤销合同又称为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因意思表示不真实，法律允许撤销权人通过行使撤销权而使已经生效的合同归于无效。例如，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误解的一方有权请求法院撤销该合同。我国合同法第54、55条对此做出规定。严格的说，可撤销合同并不是指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撤销条件的情况下，而单方面的通过行使撤销权而撤销合同。可撤销合同的含义是指享有撤销权的人必须要通过提起撤销合同之诉而请求法院撤销合同。可撤销合同主要是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产生的。这里，首先涉及到撤销对象的确定问题。在德国法中，可撤销的法律行为主要指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行为，撤销权人可以请求法院宣告合同无效。(注：参见沈达明、梁仁洁：《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可见，撤销的对象主要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其他许多大陆法国家也通常将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归入可撤销合同的范畴。我国合同法将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合同归入可撤销的合同范围，这就实际上将撤销的对象主要限定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行为。从广义上来说，意思表示不真实也不符合法定的生效要件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违法的，但从狭义上来说，意思表示不真实毕竟不同于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及公序良俗。在这一点上，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是有区别的。
所谓无效与可撤销的竞合是指某项民事行为既符合无效的要件又符合可撤销的要件。在发生这种竞合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其法律效果?即该行为同时符合可撤销和无效的构成要件，是否可以发生双重的法律效果呢?换句话说，原告能否对一个无效的合同行使撤销权?对于此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应为无效的行为，且是当然无效的行为，债权人只须主张无效而不能行使撤销权。史尚宽先生认为，债务人之行为自始无效或嗣后失其效力时，债权人无行使撤销权之余地。无效之行为不得为撤销之标的，盖无效之行为无撤销之必要。(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4页。)债权人欲保全其债权，应先主张债务人和受益人通谋而为之虚伪意思表示无效，然后依债权人代位权，请求受益人返还债务人之财产。对于这个问题，德国民法上素有所谓的“双重效果学说”之争。“无效行为可撤销”起源于由TheodorKipp在其发表于Martitz纪念文集上一篇有名的论文中提出的“法律上双重效果”(Doppelwirkungen im Rec ht)理论。其基本认识是：基于一个特定原因事实所生的法律效果，并不妨害基于另一个原因事实所生的效果。他认为，必须对法律效果所具有的规范意义有透彻的认识，始能保障其合理的结果，并符合一个真正的以正确前提作为出发点的法律思维逻辑。并举几个典型案例证明无效行为之撤销具有实益。继而提出，法律效果属于规范世界，旨在合理规范社会共同生活，不能以物质世界的观点视之。在规范世界里，法律为达到其妥适的规范目的，对于先后发生的不同社会生活事实赋予同一的法律效果，实不足惊奇。(注：参见Kipp,Vber Doppelwirkwnger im Recht,insbesonder über die konkurrenz von Nichtigkeit und Anfechtbarkeit:Festchrift Martift Martitz(1911)S.211ff 转引自王泽鉴：《法学上之发现》，载于《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7页。)受该学说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当事人之间恶意通谋，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不仅可以主张无效，而且也可以行使撤销权，而请求撤销该恶意通谋行为。(注：[日]胜本正晃：《债权总论》，第341页，转引自吴博文：《合同法中表见代理与债的保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研究所博士论文，第178页。)
我认为，在中国 《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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