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龙宗智

办案，多数国家实行法官任期终身制(life tenure)，即非因法定缘由并经法定程序法官不得被免职。而法律对这些缘由和程序的限制十分严格。如法官不因一般工作失误受到弹劾（因为法官是人而不是神），只有司法腐败或重大失职才是启动法官弹劾程序的基本理由。

二、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和相对性

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和相对性如今已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应当说已具有了“公理”的性质。1985年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同年联合国大会批准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该文件明确要求：“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尊重并遵守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各国政府机关及其他机构的职责”。“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不当的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何种理由。”

司法独立为什么会受到普遍地肯定和重视？首先，从政治的维度看，通过司法权的独立可以获得一种政治的“间离效应”，以维系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的理性并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政治制衡机制的建构以及法治的施行，都离不开司法的运作；司法系统有效运作的前提，是司法的独立。没有独立的司法，法律就会被任何强大的社会力量所扭曲，法治与政治制衡就无法贯彻。

其次，从司法的维度看，司法独立的最基本的意义在于它创造了司法公正的前提。其一，司法独立是法官客观公正的保障。因为只有坚持司法独立，才能有效地维护法官客观中立不偏不倚的立场。同时，只有坚持法官独立，才能使诉讼中保证司法公正的全部程序设置发挥效用，否则，法官不受其理性的支配而服从于外来的干涉和压力，庭审程序即被“虚置”，公正将无法实现。其二，司法独立是排除非法干预的屏障。司法活动是一种有众多社会因素介入的机制，在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的决定可能受到某些方面出于不同目的的干预，确认并保证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原则，才能抵制不正当干预。其三，司法独立是强化司法官员责任制度的条件。按照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意味着司法责任的独立承担。因此，司法独立制度有助于防止责任界限模糊，从而有利于加强司法官员的责任感，提高司法活动的质量。

再次，司法独立的必要性也来自于司法权本身的特点即维护司法权的需要。相对于议会主权和政府对全社会的积极而全面的管理，司法权是相对弱小的和易受侵犯的。从功能上看，它只起一种“最后保障”的作用，即为公民权利行使以及社会公正的实现提供最后的保障，因而其权力行使一般采取“不告不理”的被动方式，其范围限于形成争议构成诉讼的社会问题。这一功能性特点，使司法权成为一种“抑制性权力”，容易受到其他权力尤其是行政权的侵犯，只有坚持并保障司法独立，才能发挥司法在制衡机制中的效能。

最后，就我国的情况看，强调司法独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我国缺乏独立司法的历史传统。行政与司法的合一，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而在近、现代，虽然有别于行政的司法机关建立起来，但由于政治制约机制的极不健全，司法始终是弱小的，经常性甚至制度性地遭到行政乃至军事的干涉甚至代行其事。而革命政权高度集中统一的要求，以及解放后政治体制的发展状况，在较长的时期内也难以确立和发展一种独立的司法系统。二是目前干扰司法的因素甚多，司法机关要独立行使其职权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情况下还十分困难。因司法机关的人员、资财、生活和办公条件都受当地制约，真正确立司法独立十分困难。三是在目前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独立的、公正的司法尤其重要，这种司法应当说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制度性保障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平等经济主体为基础建立的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规则的确立，需要不偏不倚的司法系统对这些规则强制贯彻，并监督这些规则的遵守。无论是谁，只要违反规则应亮黄牌，甚至罚下场。否则，就不会有健全和规范的市场经济。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司法独立，十分必要。

然而，司法独立并不是一项无条件的绝对性律令，应当看到，只有在具备适当和必要的条件时，司法独立才成为一项“良性”原则。这一点，即司法独立的相对性问题，尤其是关于司法独立体制确立的前提条件，往往被研究司法独立问题的学者注意不够。在任何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由于前提性问题已经获得或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解决，因此不过多关注议论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鉴于我国的现代法治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司法独立的条件，即司法独立的相对性问题，不能不给予充分的注意。

司法独立的相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司法独立的确立以法院的理性化为前提，司法独立的程度应当与法院理性化的程度相当，至少不能有明显的不协调。司法独立的制度和原则本身是司法理性即法院理性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同时它的成立又基于这样一项基本的逻辑预设，即理性的法院，亦即理性的法官。它意味着，在独立的司法制度中的法官，具有可以被社会信赖的人格和学识能力，而且处于合理的法院组织结构中以及法官的行为受到公正程序的引导与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司法的自治，即法官的自主精神，就可保证法官“只服从法律”——只服从法官的良知与理性，从而获得司法的公正。考夫曼说：“司法独立原则只有在法官们通过他们的模范行为和业务工作上的自我克制，继续不断地争得它，而且无愧于它的时候，这一原则才会坚持下去。”（注：前引考夫曼文。）另一方面，由于司法独立意味着保证法官的自主性及其自由裁量权，如果法院理性不足，缺乏合格的法官与公正的程序，司法的公正受到普遍的质疑，司法的独立性的增强可能造成法官擅权，专横腐败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有理性的法院和公正的司法，人民才会放心将权力交给法院，才能形成司法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如一些发达国家，由于比较注意司法公正，法官受到人民的信赖，享有崇高的权威，其威信远远高于其他官员和官署。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享有较充分的独立性应当说是理所当然。

第二，独立的司法制度的合理运行有

赖于社会的监督。建立独立司法制度所需要的“理性的法院”并不意味着法院的全知全能以及法官的超凡入圣，它只是要求法院和法官具有一种“形式理性”，即法官的合格、法院结构的合格以及司法程序的合格。而在实务操作中，任何一个“理性的法院”和“理性的法官”都有其人格局限性（法院也有其集体人格）和认识局限性，而且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规律对于法院运作同样适用。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司法制度的合理运行也需要其他权力的制约以及社会的监督。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是相互依存、不能偏废同时相互作用的矛盾的两个方面。这里的关键是二者分别确立的方式、互动作用的性质，以及相互间合理边界的划定。

三、我国司法独立所受的限制及允许的样态

由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并不存在而且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也不可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我们所说的当前我国的司法独立，只能是一种特殊样式的司法独立。其特殊性表现在：

其一，系官署独立而非官员独立。从法理上看，司法独立固然包含在外部意义上的官署独立，但其核心内容，是以司法官员为权利义务承受对象的个体性独立。这是因为，第一，司法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性的；第二，全部司法程序是为保证审判法官的客观判断和公正判决而设置的；第三，司法责任应当是个体化的。因此从根本上来讲，在司法程序中的审判独立应当是法官的独立，因为只有法官独立，才能使现代诉讼中帮助和制约法官作出正确裁决的一整套制度真正发挥作用，也才能有效贯彻司法责任制度。然而，在一定条件下，强调法院独立而不强调法官独立也不能说没有某种现实的合理性。因为在我国情况下，这在根本上由大的体制背景所决定，而且与法官的“工匠化”，总体素质不高，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能力较弱等状况相对适应。（注：对此作具体分析见拙著：《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和个人权

《论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龙宗智(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