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立足国情与借鉴外国相结/陈光中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或契约经济，它正常运转的前提是市场经济主体——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使其无后顾之忧地积极投入市场竞争。修正后的刑诉法加强人权保障，使公民权利在刑事诉讼中尽量不受或少受专门机关的非法侵犯，这是与提高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加强公民主体的观念相适应的。
其次，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是党中央确定的重要方针，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现代法治社会要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纳入法律的轨道，接受法律的规范。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益的关系上要求国家对公民权益的任何剥夺均应具备正当的法律根据和法律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则要求从程序上赋予被追诉者与国家追诉机构相抗衡的能力和机会，使其有效抵御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一位大法官说，“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②］修正后的我国刑诉法通过扩大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等的权利保障，以防止国家专门机构在追诉、惩治犯罪活动中滥用权力。这显然符合现代法治原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所必须的。
再次，是进行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近几年来，少数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以人权状况为由对我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在这场国际人权斗争中，我们一方面应当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客观而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保障公民人权特别是刑事人权保障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和亟待解决的问题。１９９１年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即指出，中国虽然在维护和促进人权方面已取得重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继续促进人权的发展，努力达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所要求的实现充分人权的崇高目标，仍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务中，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其他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时还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对于刑事司法人权方面的不足和问题，如果不通过修正刑事诉讼法加以纠正和改变，那么它们很可能继续成为少数国家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借口或“凭证”，使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处于被动的境地。修正后的我国刑诉法系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刑事司法人权保障，解决了不少长期阻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问题。这种改革得到了国际有识之士的赞誉，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掌握主动权。
二、坚持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外国有益经验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今的中国也越来越开放。法制建设包括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与之相适应。西方国家的法制除了反映资本主义本质以外，还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反映了立法、司法活动的共同规律，对此应当认真加以借鉴和吸收。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中表明，中国封建刑事司法制度向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转变，是从清末改制开始，并经过借鉴、移植外国刑事司法制度，主要是德、法、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而完成的。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也吸收和借鉴一些外国的制度和经验。从“二战”结束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中，世界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有不少变革和发展，其中有些方面反映了刑事诉讼活动的一般规律和近期发展趋向。这些规律和趋向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借鉴和吸收外国的有益经验，还应当包括采纳一些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标准。我国近年来参加了一些与刑事司法有关的国际会议，有的国际会议通过的国际公约和文件得到了我们的确认或为全国人大所批准。如联合国大会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０日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２９日通过的《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准则》（北京规则）等等。按照国际惯例，一国通过签字、批准、加入或接受等方式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该国具有法律约束力，条约一旦生效，在该国就具有执行力；该国的法律如果与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发生冲突，应当优先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有鉴于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注意到了与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相协调，并注意吸收那些国际公约所规定并为各国普遍确认的刑事司法最低标准，例如司法独立、被追诉者在任何法治阶段有权请律师、有罪的证明标准等。
但是，一国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到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尤其要适当注意本国长期形成的法律传统及社会公众的承受力和适应力。即使是对外国法的必要移植和吸收，也必须同本国国情相结合，否则，一个国家即使从外国移植过来一些所谓“优秀”的法律制度或程序，也难以使其得到切实的贯彻和实施。在这方面，不少国家的刑事司法改革都有过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立足本国国情与借鉴外国经验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这次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注意对这两个方面加以结合，并以解决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对一些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外国制度和作法即便是好的，也暂不予吸收和采纳。
下面，我们拟以无罪推定原则和庭审方式为例加以分析。
无罪推定是西方国家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刑事诉讼法原则。它与刑法上的“罪刑法定”的原则相配合，成为西方国家刑事法律的基础。无罪推定在法律中的确立始于法国１７８９年颁布的《人权宣言》。《人权宣言》第９条规定，“任何人在被宣判为犯罪者之前，均应假定为无罪。”此后，这一原则又在许多国家宪法或法律中得到确立。如意大利１９４７年宪法第２７条规定，“被告在最终定罪之前，不得被认为有罪。”“二战”结束以后，联合国通过的许多人权公约或法律文件均确定了这一原则。如《世界人权宣言》第１１条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界不少人对无罪推定原则存有一些偏见和误解，致使这一原则未能在我国学术界和法律中得到肯定。但近年来我国参加或缔结了联合国通过的一些国际公约，如《少年司法最低标准规则》、《儿童权利公约》、《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等，对其中规定无罪推定的条款并没有声明保留。我国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以及司法机关发布的带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法律文件也吸收了这一原则的部分内容。在从１９９３年开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许多学者和专家均提出，应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增设无罪推定原则。关于如何表述，一种观点主张采纳多数国际公约的规定，将这一原则表述为：“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应当假定为无罪的人。”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表述为：“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不应当视为罪犯。”还有个别学者和专家以无罪推定违背实事求是原则以及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反对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这一原则。
我们认为，尽管各国宪法、法律及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各不相同，但这一原则的基本内涵和意义却是举世公认的。无罪推定不是对被告人作出的无罪判定或终结性结论，而是对他在刑事诉讼中所处地位的保护性假定；它要求控诉方以对被告人无罪这一推定作出反证的方式承担证明其有罪的责任，并要求这种证明达到最高的证明程度；它要求被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拥有一系列与指控方对抗所必须的程序保障。无罪推定原则为被追 《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立足国情与借鉴外国相结/陈光中(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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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是党中央确定的重要方针，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现代法治社会要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纳入法律的轨道，接受法律的规范。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益的关系上要求国家对公民权益的任何剥夺均应具备正当的法律根据和法律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则要求从程序上赋予被追诉者与国家追诉机构相抗衡的能力和机会，使其有效抵御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一位大法官说，“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②］修正后的我国刑诉法通过扩大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等的权利保障，以防止国家专门机构在追诉、惩治犯罪活动中滥用权力。这显然符合现代法治原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所必须的。
再次，是进行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近几年来，少数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以人权状况为由对我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在这场国际人权斗争中，我们一方面应当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客观而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保障公民人权特别是刑事人权保障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和亟待解决的问题。１９９１年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即指出，中国虽然在维护和促进人权方面已取得重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继续促进人权的发展，努力达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所要求的实现充分人权的崇高目标，仍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务中，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其他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时还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对于刑事司法人权方面的不足和问题，如果不通过修正刑事诉讼法加以纠正和改变，那么它们很可能继续成为少数国家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借口或“凭证”，使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处于被动的境地。修正后的我国刑诉法系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刑事司法人权保障，解决了不少长期阻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问题。这种改革得到了国际有识之士的赞誉，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掌握主动权。
二、坚持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外国有益经验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今的中国也越来越开放。法制建设包括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与之相适应。西方国家的法制除了反映资本主义本质以外，还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反映了立法、司法活动的共同规律，对此应当认真加以借鉴和吸收。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中表明，中国封建刑事司法制度向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转变，是从清末改制开始，并经过借鉴、移植外国刑事司法制度，主要是德、法、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而完成的。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也吸收和借鉴一些外国的制度和经验。从“二战”结束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中，世界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有不少变革和发展，其中有些方面反映了刑事诉讼活动的一般规律和近期发展趋向。这些规律和趋向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借鉴和吸收外国的有益经验，还应当包括采纳一些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标准。我国近年来参加了一些与刑事司法有关的国际会议，有的国际会议通过的国际公约和文件得到了我们的确认或为全国人大所批准。如联合国大会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０日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２９日通过的《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准则》（北京规则）等等。按照国际惯例，一国通过签字、批准、加入或接受等方式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该国具有法律约束力，条约一旦生效，在该国就具有执行力；该国的法律如果与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发生冲突，应当优先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有鉴于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注意到了与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相协调，并注意吸收那些国际公约所规定并为各国普遍确认的刑事司法最低标准，例如司法独立、被追诉者在任何法治阶段有权请律师、有罪的证明标准等。
但是，一国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到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尤其要适当注意本国长期形成的法律传统及社会公众的承受力和适应力。即使是对外国法的必要移植和吸收，也必须同本国国情相结合，否则，一个国家即使从外国移植过来一些所谓“优秀”的法律制度或程序，也难以使其得到切实的贯彻和实施。在这方面，不少国家的刑事司法改革都有过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立足本国国情与借鉴外国经验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这次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注意对这两个方面加以结合，并以解决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对一些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外国制度和作法即便是好的，也暂不予吸收和采纳。
下面，我们拟以无罪推定原则和庭审方式为例加以分析。
无罪推定是西方国家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刑事诉讼法原则。它与刑法上的“罪刑法定”的原则相配合，成为西方国家刑事法律的基础。无罪推定在法律中的确立始于法国１７８９年颁布的《人权宣言》。《人权宣言》第９条规定，“任何人在被宣判为犯罪者之前，均应假定为无罪。”此后，这一原则又在许多国家宪法或法律中得到确立。如意大利１９４７年宪法第２７条规定，“被告在最终定罪之前，不得被认为有罪。”“二战”结束以后，联合国通过的许多人权公约或法律文件均确定了这一原则。如《世界人权宣言》第１１条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
法公开审判证实有罪之前，应视为无罪……”有的法律文件还将无罪推定规定为被指控犯罪的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如上述《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准则》第７条规定，被指控犯罪的少年“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应保证基本程序方面的保障措施，诸如假定无罪……”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界不少人对无罪推定原则存有一些偏见和误解，致使这一原则未能在我国学术界和法律中得到肯定。但近年来我国参加或缔结了联合国通过的一些国际公约，如《少年司法最低标准规则》、《儿童权利公约》、《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等，对其中规定无罪推定的条款并没有声明保留。我国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以及司法机关发布的带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法律文件也吸收了这一原则的部分内容。在从１９９３年开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许多学者和专家均提出，应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增设无罪推定原则。关于如何表述，一种观点主张采纳多数国际公约的规定，将这一原则表述为：“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应当假定为无罪的人。”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表述为：“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不应当视为罪犯。”还有个别学者和专家以无罪推定违背实事求是原则以及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反对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这一原则。
我们认为，尽管各国宪法、法律及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各不相同，但这一原则的基本内涵和意义却是举世公认的。无罪推定不是对被告人作出的无罪判定或终结性结论，而是对他在刑事诉讼中所处地位的保护性假定；它要求控诉方以对被告人无罪这一推定作出反证的方式承担证明其有罪的责任，并要求这种证明达到最高的证明程度；它要求被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拥有一系列与指控方对抗所必须的程序保障。无罪推定原则为被追 《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立足国情与借鉴外国相结/陈光中(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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